由于以亚历山大主教为首的一派同阿里乌斯派背后都有强大势力的支持，各不相让，互相攻击，教会陷入严重危机。为了解决这场危机，君士坦丁于325 年在首都尼科米底亚附近的尼西亚城召开了第一次“普世大公会议”，史称“尼西亚会议”。从与会主教所来的地区分布看，东西方教会对此次会议的态度明显不同。西方教会态度消极，而东方教会的态度非常积极。
    君士坦丁多次亲自出席会议，即使他本人不出席时，也委派代表出席，并且在事实上控制着会议的进展。[12]（172）
    会议几经讨论，先是否定了尼科米底亚的西比乌斯提出的信条，然后又对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斯提出的信条进行激烈的辩论。“经过了长时间的不时是激烈的争论。君士坦丁出于自己的考虑，积极支持这个方案。”[12]（174） 后会议就以当时凯撒利亚教会应用的信经为蓝本，制定了教会史上有名的《尼西亚信经》。
    《尼西亚信经》的全文如下：
    “我们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我们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为父所生，是独生的，即由父的本质所生的。从神出来的神，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同质，天上、地上的万物都是藉着他而受造的。他为拯救我们世人而降临，成了肉身的人，受难，第三日复活，升天。将来必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们）也信圣灵”。[13]（85）
    《信经》还附有一段专门谴责阿里乌斯派的诅咒文，指出：“凡说曾有一段时间还没有他（即圣子），在被上帝所生之前他尚未存在，或说上帝的儿子所具有的是与上帝不同的本体或本质，或是被造的、或是会改换或变化的，这些人都为公教会所诅咒”。[13]（86）
    在会议上，还制定了教会法规20条，明文规定了主教的权力，从内容上看，它加强了皇帝对教会的控制权，加强了教会的统一性。规定按帝国行省划分教区，主教由皇帝任免，每2年召开1次宗教会议。
    尼西亚会议在“基督教及其神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14]（175） 基督教以往一直处于半地下状态，其教义必然存在不统一的问题。尼西亚会议通过的《尼西亚信经》，虽然后来又经过修改，但是《信经》的核心观念成为基督教正统的信条，这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同体同质的“三位一体”说。
    尼西亚会议从召开到通过《信经》的全过程，都明显地反映了皇帝君士坦丁的意志。君士坦丁力图凭借某些国家强制手段实现教会的和解与统一。他的意图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尼西亚会议对于基督教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和基督教势力的进一步发展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为这次会议表现了皇权与基督教的密切关系。皇帝插手基督教事务，以促进教会的统一，基督教也依靠皇帝的大力支持谋求发展。
    尼西亚会议以后，君士坦丁更加独断地控制基督教会，大胆地干预教会重要的宗教会议。公元337年5月，君士坦丁在病危时刻，下令召尼科米底亚主教尤西比乌斯为他施行洗礼，从而正式成为一名基督教徒。
    四、君士坦丁基督教政策的政治动机与宗教动机
    君士坦丁的一系列基督教政策，终于使基督教从非法宗教变成合法宗教，他本人于临终之际也正式成为一名基督教徒。为什么君士坦丁大力扶植基督教，他的宗教政策的动机是什么？
    中外学者对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的动机的认识历来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主要有两派意见颇具代表性：一派认为君士坦丁之所以扶植基督教，是出于他本人对基督教的一种虔诚的信仰，这种观点以当代著名的罗马史专家琼斯为代表。他认为：“君士坦丁是在神迹的指引下信奉基督教的”。[15]（80） 另一派则认为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是为其帝国的统一和帝国的政治服务的，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英国历史学家吉本、瑞士学者布克哈特等。爱德华·吉本在他著名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认为，君士坦丁沦落成“一个残忍放纵的君王，”他“可以为了个人的行动和利益，肆无忌惮地牺牲正义的法律，泯灭天然的人性”。[9]（433） 吉本还声称君士坦丁漠视宗教，他的基督教政策纯粹是出于政治动机。著名的瑞士史学家布克哈特在他的《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一书中写到，君士坦丁实质上并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这个人满脑子都是野心和追求权利的欲望；更糟糕的是，他是一个“为了自己利益，不惜牺牲他人性命的人”，一个习惯违背誓言的人。而且，据布克哈特的说法，这个人在宗教方面，不但不一致，而且还“刻意毫无理性”。[16]（161,164） 总体上看，20世纪以前的西方学者大都强调君士坦丁基督教政策的政治动机，20世纪以来的西方学者比较重视君士坦丁个人的宗教信念和宗教体验。
    我国学者大多倾向于从政治角度认识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其实，君士坦丁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和作为一个政治家是统一的，他的政治动机与宗教动机二者并不矛盾。君士坦丁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但是他跟那个时代的所有政治家一样，是一个信神的政治家。所以，他的一生不可能离开“神”的存在。至于君士坦丁为什么选择了基督教的上帝而不是罗马旧神，从逻辑上看是与他个人的宗教体验有一定联系的。
    君士坦丁的成长历程已使他对基督教有较多的了解和体验。在以后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中，君士坦丁必然总是把每一次胜利和“神”的护佑联在一起。与君士坦丁同时代的凯撒利亚主教、著名的教会史专家尤西比乌斯在他所著的《君士坦丁传》里提到君士坦丁进军意大利的途中所见“异象”一事。这种神奇的经历旨在说明基督教的上帝如何在关键时刻帮助了君士坦丁，使他不断取得胜利。“在第二次内战中，李锡尼便感觉到这种神圣旗帜的可怕威力，处在战争困境中的君士坦丁的士兵，一看到它便立即充满了不可战胜的激情和信心，使敌军中的官兵无不惊慌失措，恐惧万分。此后许多愿以君士坦丁为榜样的基督教皇帝派出的远征军队无不高举着十字架的旗帜”。[16]（446）
    君士坦丁所经历的“异象”一事，其实只是杜撰出来的一个神奇故事而已。不过这个故事应是切合君士坦丁个人的宗教体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