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前苏联史研究中，1982至1984年安德罗波夫治下的苏联史研究，远不如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那么受重视，也没有那么深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安德罗波夫身居权力顶峰不过15个月，时间很短。这很容易使人们忽略这一时期研究的重要性；其次，这一时期的史料相对较少，所以也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实际困难。但是，安德罗波夫执政的时段，却是苏联历史上“非常重要而富有启迪意义的治理时期。”① 近年来， 俄罗斯民意调查表明：“得到正面评价最多”的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都是安德罗波夫。② 那么，安氏缘何死后还能赢得如此高的威信呢？本文拟就其执政时期的主要政绩情况作些探讨，以期能够对此问题作出解答。
    一、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上的创新与发展
    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思想理论界呈严重僵化状态。1982年11月，安德罗波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不容忍墨守成规和因循守旧的做法”。③ 在理论问题上，他强调，应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对“语录魔力”的迷信和教条主义地照搬公式，号召按照生活实际在各方面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
    1.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长期以来，苏联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性质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的倾向。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上明确提出要在1980年把苏联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④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看到赫鲁晓夫的“冒进”政策带来的各种恶果，20年内苏联根本不可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赫氏那套“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理论显然不行，迫切需要有一种新理论。在这种背景下，1967年11月勃列日涅夫宣称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⑤ 虽然这在理论上已比前者有所后退，但仍然把苏联社会发展的程度夸大了。存在超越发展阶段，急于过渡的特点。⑥ 安德罗波夫从苏联的实际情况出发，批评苏共纲领的一些内容脱离现实，超越了时代的发展，强调“谨防在理解我国接近共产主义最高阶段的程度方面可能出现的夸张”。他认为，“苏联正处在发达社会主义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⑦ 而且，“这个阶段有自己发展的各个时期和阶段。”⑧ 认为“盲目冒进，意味着提出实现不了的任务”。⑨ 这无疑是对勃列日涅夫关于建成发达社会主义论断的重要修正或否定，“有助于人们更清醒地认识苏联所处的社会发展的性质，为调整各种政策，推进经济、政治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⑩
    2.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理论界主流观点有二：一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既承认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又认为社会的团结、统一和一致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二是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可能发生尖锐矛盾，但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安德罗波夫则认为：苏联社会既有困难又有矛盾，强调要重视研究矛盾，要正确利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把矛盾看作是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他一方面肯定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对抗性矛盾，援引列宁的话来说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已经消失，矛盾依然存在，其矛盾性质是非对抗性的；另一方面，又在理论上留有余地，认为不应轻视非对抗性矛盾，否则非对抗性矛盾，很可能演变成严重的冲突。（11）
    3.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问题。以往，在苏联理论著作中，一直认为苏联国有制是完善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级形式”，是集体所有制的发展方向。而安德罗波夫上台后在所有制理论方面的提法也有改变。
    第一，他认为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证明：将“我的”（私有制的）变为“我们的”（公有制的）并非是一件易事。（12） 社会主义国有制不是完善的，要有一个完善过程。他认为，“所有制的变革绝不会是一次性的行动。”所有制的转变不能自动清除千百年来在人类共同生活中淤积下来的全部不良特征。人民取得主人的权利同真正成为主人远不是一回事，人民还需要长期熟悉作为整个财富最高的和唯一的所有者的新地位，这“是一个长期的、多方面的，不应该简单化的过程。”（13）
    第二，他认为在将来，集体所有制与国家所有制融合为统一的全民形式，将不通过把集体农庄机械地变成国营农场的方式，而是可能通过别的一些途径，像农工一体化，发展跨农庄和农场联合公司。（14） 这样，安德罗波夫实际上修改了过去苏联流行的认为国有制是完善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级形式”，是“集体所有制的发展方向”的传统观点。（15）
    4.关于苏联政治体制的评价问题。安德罗波夫如是说：不要把苏联的政治体制“理想化”。他认为，“苏维埃的民主制度过去有，现在有，而且必须估计到将来仍然会有发展中的困难”，这主要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因此，他提出要向使人民民主流于形式的做法“真正宣战”。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人民自治。安氏公开承认苏联政治制度缺乏民主，这对于过去苏联只提共产主义社会自治来说不失为理论上的一大突破。（16）
    二、强化劳动纪律、整饬社会秩序与惩治腐败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党政领导干部特权和腐败问题相当严重。当时的领导干部，享受高于普通职工几十倍的高薪，享受名目繁多的补助，享受兼职兼薪，拥有高级别墅、交通工具和特殊商品供应等等。特别是，领导干部搞裙带关系、贪污受贿、结党营私，损公肥私的现象相当普遍。（17） 难怪苏联报刊把勃列日涅夫时期说成是“拍马屁和阿谀奉承”的时代。（18） 与此同时，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酗酒、旷工、吸毒、盗窃、行贿等现象也日趋严重。（19）“纪律松弛，秩序紊乱”使得“很多人已不愿意勤勤恳恳地工作了。”“游手好闲的人越来越多，到处可以见到粗暴破坏法制的事件。”（20） 所有这一切， “已深深地侵蚀了苏联社会的整个肌体。”（21） 公众对此强烈不满，十分厌恶。（22）
    作为一个任期最长的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都更清楚地知道当时苏联社会问题“是何等严重。”（23） 他斥责“恣意违反劳动纪律、酗酒、流氓行为、受贿、贪污社会主义财产和其他冒犯社会的行为”。他把这些行为称之为“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自然，它们的存在同苏维埃制度所创造的社会环境毫无关系。因此，他在担任总书记的就职演说中号召：“向任何违反党和国家的纪律以及劳动纪律的行为作更加有力的斗争”。（24） 而后，安德罗波夫决定：将整顿纪律、改进党风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他认为，严肃党纪国法，整饬社会秩序，有利于振奋民心，“不需要任何投资，而它的效果却极大。”（25） 于是，大刀阔斧地采取了以下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