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体现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社会契约规范一切权力
    在古希腊、古罗马给人类文明发展提供的宝贵遗产中，最为珍贵的要数被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发展为社会契约理论的基本观念。有学者认为，“契约观念乃是‘蛮族’注入中世纪社会肌体的最重要的‘激素’之一。”[6]（P7-11，19）我认为，这种契约观念既在中世纪的权力斗争中发挥了维护政治秩序的作用，又给政府制度的进一步演变注入了生机活力。在中世纪的5世纪到13世纪，这种契约观念发挥了规范国王与贵族的关系的作用：（1）国王和他的主要臣属、附庸之间的政治关系，是一种平等者之间的契约关系；（2）国王只能是贵族中的一员，只是受到贵族们的拥戴才成为国王；（3）国王不能单独行使权力，必须同某些形式的贵族会议共掌权力；（4）国王行使权力只限于王室直辖领地，在这些范围之外，每个封建领主就是他自己领地内的“政府首脑”。从15世纪到17世纪，即使在专制制度最典型的法国也主要依靠契约来规范各种组织、团体的关系和行为。正如本迪克斯所认为的，实际上，法国专制制度是建立在与已存在的一系列单位签订“契约”的基础上，这些单位是各省、各城市、各都会组织，各社会阶层及诸如行会那样的各种经济团体。“所有这些契约都给各个团体留有它享有的自由和特权，没有人认为服从国王与同时拥有这些自由和特权有什么不和谐之处。各省、各城市，各个组织、团体、修会、等级，都是国王的忠实臣民，但享受着自己的特权。”（注：R·本迪克斯：《国王或人民》，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0页。这里转引自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336页。）可见，契约观念和规范习惯使法国的典型专制君主制也变得不那么典型了。
    4.城市自治与市民社会约束君权并推动民主化进程
    中世纪西欧的城市有两个来源：一是希腊、罗马城市文明的传统，一是中世纪商业的兴起。虽然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城市生活逐渐走向衰落，但城市文明的传统从来没有中断过。从10世纪到11世纪，城市之所以率先在意大利复苏，除了商业的因素以外，还因为作为罗马帝国的心脏，意大利保留了浓厚的古典城市文明传统。具体地说，古典城市文明的传统主要体现在中世纪城市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之中。城市中公民群体和公民权的观念、陪审团的制度以及市政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制度，实际上都是古典世界的发明。城市制度的这种传承关系，在意大利的城市中反映得最为明显。由选举产生的市政长官被称为“执政官”，这个称号本来是罗马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名称。从11世纪后期起，意大利的城市普遍开始设置执政官。先是在1081年，卢卡和比萨设置了执政官；米兰和热那亚分别在1094年和1099年选举了自己的执政官。在其后的30年里，伯加莫、布莱西亚、摩德纳、博洛尼亚和维罗纳都设立了自己的执政官。最后在1138年，佛罗伦萨也有了自己的执政官。执政官曾经是罗马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称号，因此它不仅仅是一个官职，而且还是完全意义上自我统治的象征，是从封建制度中获得自由的象征。另一方面，中世纪商业的兴起，是城市能够在封建庄园制度的环境之中复苏的关键。商人为了行业规范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行会，成为城市自治政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世纪西欧的城市与古典时代的城市在环境和作用方面已经有了变化。古典时代的城市与它周围的农村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别。但在中世纪，城市同包围它的农村是分离的。这一分离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在这里，“农村”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乡村，更重要的是，它还包括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学者将中世纪城市社会看成是市民社会。然而，市民社会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停留在它同统治整个社会的政府的分离，还在于它对整个政治生活的影响和参与。从16-17世纪开始，西欧的封建制度逐渐解体，民族国家也随之逐步形成。这时候，城市的市民群体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深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的资产阶级。但当他们带着城市的自由气息和民主观念、带着同社会统治阶级分离的心态走进民族国家，却意外地发现，他们成了被统治阶级--第三等级，而占据统治位置的则是世袭的、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君主。因此，他们自然要求将早已习惯了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引入民族国家。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西欧国家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7]（P43-45）
    三、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时代政治文明的复兴
    就像文艺复兴与中世纪无法分开一样，文艺复兴的内容与欧洲文明史是分不开的。文艺复兴时期所倡导的一切，是古典时代遗留下来的、存留在人们观念里的东西。这是文艺复兴运动能够使希腊、罗马古典政治文明复兴的历史基础，也是资产阶级能够在复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并实现制度转型的历史根据。汤因比认为，“中世纪晚期，古代希腊文明在意大利的复兴对于西方的影响，在政治方面比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更为久远。此外，在政治方面的表现，不但比文艺方面为持久，而且还先于文艺方面。”[8]（P295）文艺复兴运动对古典时代政治文明的复兴，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
    1.公民人文主义的复兴
    “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这个概念，是德裔美国学者汉斯·巴伦（Hans Baron）提出来的。[9]（P119-125）“公民人文主义”强调积极参政，投身社会，激发爱国激情，向往共和国，捍卫祖国独立自由。这种公民人文主义精神，产生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公民政治生活。古希腊城邦的主权属于有公民权的人。公民大会在各城邦都是最重要的权力机构，城邦的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公民集体决定。由于绝大多数公民实际上都参与了公共事务，所以这种共同体格外坚强，体现出各城邦公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追求城邦自由、独立的正义感。在古罗马，公民参与政治的活动也非常活跃，不仅政府官员而且地方城市的市政官员，都要一年一选。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参与意识、爱国精神，不仅没有由于中世纪的到来而泯灭，相反在长期的“入乡（罗马）随俗（选举）”中发扬光大，成为中世纪“公民人文主义”复兴的源泉。巴伦在《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转折点：古典主义和专制政治时代的公民人文主义和共和派自由》（注：原文为《The Crisis of the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Civic Humanism and Republican Liberty in an Age of Classicism and Tyranny》，1955年初版，1966年修改后再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参阅参考文献[9]。）中认为，公民人文主义的复兴，开始于1389-1402年共和国的佛罗伦萨对专制者加利佐·维斯康提统治的米兰的斗争。当时的意大利权力把握在少数贵族手里，具有积极参与政治传统的公民为争取组织行会和参加选举的权利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0]（P194-197）在斗争中产生了不同于14世纪之前的人文主义精神，即把自己关闭在宁静的书斋，淡漠政治，沉迷于烦琐哲学和修辞学研究。这种新的公民人文主义主张走出书斋，投身社会，发扬公德心和爱国的公民精神，捍卫城邦国家的独立，积极参政，为共和国城邦服务。这种公民人文主义精神，既是对古典时代的公民意识和爱国精神的复兴，又是产生中世纪后期的共和国思想的源泉。从布鲁尼到彼德拉克再到马基雅维里，都提出了共和主义思想。“布鲁尼将一部罗马史当作最明显地证明他的这样一种信念的证据：人民只要有参加政府事务的自由便能创造伟大业绩，一旦这种自由从他们手中夺走便必然沦于堕落。”[4]（P139）早期人文主义者基本都将罗马帝国的衰亡归因于过多的专制权力，但布鲁尼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公民精神”的丧失。彼德拉克把爱国精神和行为看成是公民的能力和美德，认为罗马共和国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美德的宝库，他和布鲁尼等人都呼吁“恢复古代的美德”，称赞佛罗伦萨共和国再次出现。[4]（P143-157）在当时的公民人文主义者的心目中，共和国是造就公民美德的最好政体。历史上，佛罗伦萨人民一直在为恢复共和国而斗争，并于1527年驱逐了梅迪奇家族，恢复了共和国。所以，昆廷·斯金纳认为：“政治学说的共和传统不仅保持了它在威尼斯的从未间断的延续性，而且于16世纪初在佛罗伦萨和罗马恢复了。”[4]（P225）就西方民主制度的演变而言，公民人文主义的复兴所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
    2.城市民主生活的复兴
    公民人文主义的复兴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城市市民民主生活的复兴。公民平等地参与城邦的政治活动，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政治传统，城邦的公民人人平等的意识深植民心。但在中世纪，这种传统和意识曾经被封建特权是天经地义的观念所侵袭。文艺复兴也使古典时代的政治传统和平等意识得到复兴。市民民主社会和平等意识，是伴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级的产生而复兴的。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大多始于10世纪后期，特别是11世纪，而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尤其是和东西方贸易有联系的城市，早在8世纪就已经兴起。12世纪，因商品经济日益发达，意大利北部涌现出一大批饮誉西欧的城市。14世纪，西欧五千人以上的大城市占不到城市总数的百分之五，而最大的城市大多在意大利，米兰、威尼斯、那不勒斯、佛罗伦萨、波伦那、罗马、热那亚的人口均达五万左右。几个较早发生文艺复兴的城市，都是工商业发达之地。（注：转引自马克垚著：《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页。）随着城市及其工商业的繁荣，意大利市民阶级日益壮大，成为一股独立主宰诸城市国家政治舞台的社会力量。1266年，佛罗伦萨由贵族与平民平分政权，一百名新兴工商业市民组成的“市民会议”拥有立法和监督行政大权。1293年，佛罗伦萨工商业者行会推翻封建贵族统治，取得城市共和国政权。由市民上层制订的《正义法规》的颁布，确立了大工商业者对城市共和国的统治。13世纪末，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以法律形式将贵族排斥出市议会，标志着市民阶级作为一支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正式形成。14世纪，“佛罗伦萨、卢卡、锡耶纳……的政府是人民的，贵族被排斥在权力之外”。[11]（P76）在市民阶级力量日益壮大、政治地位不断提高的同时，古典时代的政治传统和市民意识得到了复兴和发展，构成公民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新兴市民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体现着进一步发展生产、贸易、教育、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阶级”。[12]（P449）城市的发展和市民民主生活的复兴，是资产阶级成长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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