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元老们实施“清理”的第三个原因，乃是罗马统治阶级的政治心理。与传说相反，这些贵族虽然举止严肃，衣冠楚楚，身穿浆洗得干干净净的长袍，却不相称地有着令人捉摸不定的冒险精神。所有的罗马皇帝需要提防每一个人，特别是他们的亲信，如赛扬努斯或者普劳提安之流的达官显贵。有人不停地图谋篡位，在安东尼乌斯·庇护在位期间甚至出现过两个谋反者。难免发生的不外乎是一场地方暴动，宣布某个倒霉鬼为皇帝--不管他是否愿意，而这个人发现自己被拉下了水，懂得除了顺水推舟，别无选择。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诸如此类的图谋如此频繁，尽管冒险家们最终将以他们自己的生命以及受到株连的妻儿老小的生命作为代价：在大革命前的法国，国王和他的臣民属于两个不同的种，男人们都是天生的国王，却不能成为国王，其原因恰恰在于他们都应该成为国王。但罗马皇帝只是被委任的，任何人都可以觊觎皇位的宝座。这种不安定的氛围和在位统治者缺乏合法性，与缺少继承法规相结合，使得政治的不稳定性成为罗马帝制历史发展走向所显示的显性特征。
    现在让我们来研讨一个关键性的事实，它虽然同制度、社会或者权力关系没有直接瓜葛，却潜在地指导和制约着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应该称之为潜意识规则。事实上，罗马皇帝的职责没有任何法则可循，所以始终是不确定的。公元第三世纪之前，当战士-皇帝亲自统率军队之时，罗马不存在首脑们可以下意识地遵循并制约他们的不良行为的传统皇帝职责。法国旧王朝时代的国王们从孩提时期就开始学习这类职责，而且接受限制专制王朝滥用权力天性的某种无言传统指导；罗马有着对于一个国王来说不可想象的一些事情，而且历来如此。另一方面，在罗马，每个新的统治者都承担着某种既模糊又广泛的职责。援引约亨·布莱肯的话来说，国家首脑没有同法国旧王朝制度的不成文的“基本法”相等的法规可循。也许恰恰是作为“至上权力”（imperium）的权力概念在它自己周围制造了这种真空；这说明为什么尼禄、卡利古拉和其他一些人有着反复无常的苏丹的面貌，而法国旧王朝时代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疯子凯撒”；这个权力概念通过类似的方式把元老院排除出了参政的可能。
    罗马皇帝们并非生活在能够使诱惑远离他们的有所制约的环境中，而是完全相反：皇室宫廷只能激励他们妄自尊大，增加他们的“超凡”之感。确实，围绕他们的“宫廷”与法国旧王朝时代的王室宫廷，除了名称相同，别无共同之处，事实上两者是迥相对立的。一个国王周围有他的朝臣和贵族们，生活在他的同辈们--统治阶级的成员们中间，他同他们和平相处，在他们面前，他不断维持着表面的温良关系。但另一方面，罗马皇帝们并没有元老围着他转，只有一些元老受到邀请，同皇帝进餐。罗马皇帝生活在他的下属中间：仆人、宫廷内臣、太监、朋友，以及自由民和秘书们--简而言之，他们的大臣们，这些人也许就住在提比略宫，即今天的法尔内塞花园里；这些人无一不是他们的附庸，其不正常举动或者怪癖备受鼓励，这就意味着这帮人作茧自缚，使自己离不开主子。所以，在罗马帝国的一些阶段，其政治舞台被说成是某种心理剧的演出场所。
    既没有能够发挥制约作用的谋臣，又没有传统的职责，也就是说，既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抑制某些罗马皇帝在滑溜的斜坡路上走向暴虐专制、专横跋扈或者至少是“帝王的随心所欲”，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他们多少有点古怪地诠释皇帝的职责；我们珍惜的分离原则--公众人物必须把自己个人的生活与其职位分开--没有得到彰显。尼禄是一个坐在皇帝宝座上的艺术家；君士坦丁在他的立法和演说中总是显得十分恳切；而尤里安在他发表的著作中，讲出的言语犹如今天依然在位者发自肺腑的声音。
    在每一个君主政体的国家里，统治者的健康以及生育、婚姻和悼亡等家庭事件，同样也是公众事件；每当皇帝患病之时，帝国举国上下都要求神祭献。但事情并不止于此，许多统治者的臣民对统治者个人怀有真诚的感情，他们像对待家庭成员那样关注皇帝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罗马民众曾自发而起，请求提比略不要听信盛传的关于他侄媳大阿格丽品娜的谣言，或者在渥大维之妹渥大维娅遭尼禄抛弃之时，为了保护她而不惜使用暴力进行干涉；克劳狄在发现梅萨利纳通奸之后，亲口答应自己的部下--帝国禁卫军，“由于婚姻不适合他”所以不会再婚。因此，一个皇帝可能经不住诱惑而滥用他所享有的公共权力，把这样的特权扩大至他的其他禀赋，如果这些禀赋是值得尊敬的话：他的艺术天才或者他的个人信仰，不论这种信仰是哲学的--例如，马可·奥勒利乌斯（基督教护教士们公开把这个统治者称为哲学家）和尤里安--还是宗教的。
    哈德良利用这种虔诚的宽容心理，或者是出于贵族的突发奇想，在整个东方树立了对于他的娈童、奴隶安提诺乌斯的神圣崇拜或者说是死人崇拜。赫利奥加巴卢斯也没有把他的虔诚信仰隐藏于他的私人领域，他把自己对于太阳的崇拜列为最重要的公众崇拜。君士坦丁是最含蓄的。他并未要求整个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而是只做了两件事情：在公共领域，他选择了宽容；在私人领域，他选择了基督教作为皇帝的个人宗教，所以恰恰是一种值得人们热诚信仰的宗教。而这超出了我们关于公与私之间区别的界限。他把自己个人的信仰明确表达在国际关系中；他以仿佛彼此十分了解的口气写信给波斯国王，表示对于动物祭献的厌恶。这足以说明君士坦丁在宗教领域里的实用主义：他有意识地以仿佛是“帝王的奇想”的方式，引入了在他死后将成为国教的基督教。这种宗教是他这个“门外主教”--他这样自称--盖上了权威印记的宗教，所以是他的宗教。
    与此相对照，图密善的暴政就不是皇帝的主观信念问题，而毋宁说是他视之为义务的皇帝使命的特定观念问题。同他相关的三件事情是众所周知的：他容许人们称他为“主人和神”；他把自己说成是“终身监察官”，这是他为自己特意创设的一个职位，而且把它造型为当时硬币背面的一种盾形纹章，最终则如米里亚姆·格里芬所说，使之变成一个专管男女道德风化的官职；供奉女灶神的贞女因此而会被处死。在笔者看来，这三件事情浓缩为一。它们构成为一种新型的权力，至少在西罗马帝国是这样：像在同样是道德至上的中国和日本帝国一样，图密善试图通过私人道德问题来测度自己的权力扩展至所有臣民的程度。在私生活和公众领域两个方面都恪守道德，常常被认为是社会的基石。但实际上，私人道德与男女风化被混为一谈：杀人或盗窃都是公认的犯罪。因此，如果皇帝的权力能够管到甚至是臣民们的床帏秘事，那么图密善是一个比他的前任们都能干的皇帝：他是惟一的一个以公众利益的名义对每一件事情实行管制的皇帝。
    在那个时期，堪称“伟大”二字的不是国家，而是统治者：只有国家的统治者富有恢宏气度，才能使他的臣民感到高兴，这是不言而喻的。这制造了那个时代的伟大空想，唤起了广大民众的热情（其中包括青年诗人卢卡，我们也许可以认为这种感情是真诚的）：这种空前的恢宏气度使当时的统治进入一个黄金时代。在古代，君王、法老或者哈里发比学者更经常地去想象设计帝王宝座。
    这种对于统治者的感觉，并不在至高权力与掌握这种权力的人之间作出区别：这个人像他天生要与之融为一体的职位一样伟大。所以，民众要对他个人、对他的家庭、对他的即兴想象俯身跪拜。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对于个人的崇敬乃是对于接替他的无论什么人都自动产生的感情。正因为如此，以这样的方式受到崇敬的罗马皇帝们并非确切意义上的魅力超凡的领袖--杰出人物，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受到尊敬和爱戴乃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并非因为他们的魅力，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也许能吸引自己的臣民。引用甫斯特尔·德·库朗日的话来说，这不是若干代人对于他们的伟大人物所怀有的那种不假思索的热情；统治者可能是一个极端平庸之辈，对任何人都没有吸引力，却受到爱戴，甚至被奉若神明。“他不是因为个人功绩出众而被奉若神明，他之所以是神，盖因为他是皇帝。”
    像对君主制的感情一样，对于皇帝的崇拜也以其固有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崇拜与当代关于神的“话语”相配套的夸张语言和夸张手法相比，毫无过头之处，但它毕竟来源自一个鲜活的泉源，即对于统治者的爱和对于其气度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