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朝鲜战局变化与美苏媾和方针的对抗
    就在约翰逊和布雷德利返回华盛顿的途中，朝鲜战争爆发了。朝鲜人民军大举越过三八线的行动不仅促使美国全面改变了其亚洲政策，而且扫除了美国决策层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的最后障碍。
    战争犹如一剂强心针，催动了白宫的全身细胞。布雷德利于6月26日向杜鲁门提出：“韩国、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和东南亚，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部分”，它们的地位“相互依赖”，美国“急需一个互相配合的全面的远东政策”。（注：CCS 381,Formosa（ 11-8-48） ,sec.3,JCS Records,RG 218,in 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pp.283-284.）在东亚，关于韩国问题，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国海空军和陆军开始陆续参战。关于台湾问题，6月27日杜鲁门一纸宣言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借机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日本问题也凸现出来。战争使日本的地位骤然上升，美国在远东军事力量不足的矛盾使得重新武装日本显得更加急迫。7月8日，麦克阿瑟授权日本政府组建7.5万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并增加了8000名海上保安队成员。几天后，远东盟军总司令部的专门委员会又提出计划，要求把警察预备队尽快编成4个步兵师，并装备美制武器。（注：《战后世界历史长编》（6），第385页；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93页。）杜勒斯回国不久就催促国务院加紧和约的准备工作。他在7月19日建议说：“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对日和约变得更为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了”，并主张从“更深远的角度”来考虑媾和问题；第二天又强调了早日媾和与重新武装日本的不可分割性。（注：FRUS,1950,vol.6,pp.1243,1247-1248.）此时，美国军人同外交官的立场已经完全取得一致。8月22日，布雷德利通知约翰逊，目前的环境使得缔结对日和约有了正当理由，如果美国在日本的驻军和基地得以保留，并使日本承诺重建武装，军方不再反对批准对日和约。随后几个星期，国务院和国防部不断商谈，对和约的先决条件达成协议，随即签署了联合备忘录，并于9月7日递交总统。就程序而言，备忘录已经撇开苏联，只是通过外交途径与远东委员会中友好国家进行秘密的预备性谈判。就内容来看，备忘录强调美国应享有外国军队在日本驻留的批准权和指挥权，不否定日本拥有自卫权和保持必要规模军队的权利。该备忘录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0/1号文件得到杜鲁门总统的批准，只待朝鲜战场处于有利情况便可实施媾和。（注：FRUS,1950,vol.6,pp.1278-1282,1293-1296,1297-1304.）
    9月15日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一举成功，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对日媾和的问题立刻在华盛顿提上了议事日程。经过一番秘密的协商和准备，10月26日晚杜勒斯约见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向他转交了被称为“对日和约七原则”的美国备忘录。（注：Тихвинский：Россuя-Яnонuя，с。43.另见《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6日的相关报道。）其主要内容包括：缔约国为“任何或一切愿意在所建议的和可能获得协议的基础上媾和的对日作战国家”；日本承认朝鲜独立，同意联合国和美国托管琉球和小笠原群岛，接受英、苏、中、美四国将来所作关于台湾、澎湖列岛、南库页岛与千岛群岛的地位的决定（在条约生效后一年内做出决定，否则由联合国大会决定）；日本有责任与占领军合作以维持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缔约各方在原则上放弃要求日本赔偿的权利。在会谈中，杜勒斯强调了三点：如果苏联参加缔结对日和约，依据和约，日本将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割让给苏联；即使远东委员会成员国中某国不参加缔结对日和约，美国也要进行对日媾和谈判；台湾地位问题暂时冻结，建议由联合国重新加以考虑。马立克对美国的媾和方案本身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是表示反对冻结台湾地位，更不同意将这一问题交付联合国，而是主张恪守有关的战时国际协议。马立克还强调说，“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注：FRUS,1950,vol.6,pp.1332-1336;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p.108；刘同舜、姚椿龄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6-77页。）
    此时的朝鲜局势极其微妙，在斯大林和金日成的请求和催促下，毛泽东决定派兵参战。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跨过鸭绿江。求胜心切的美国人只管埋头北进，直到10月底与中国军队交火后仍然不相信中国已经介入战争，而躲在幕后的斯大林却是心中暗喜。对于美国提出的媾和建议，莫斯科没有急于答复，一方面是等待战局出现明显的转化，一方面也是为了与中国取得一致意见。毛泽东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决定派兵入朝作战，挽救朝鲜及社会主义阵营于危难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共的疑虑。（注：对于这一点，中国领导人是深有体会的。毛泽东认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1956年3月31日，ЦХСД（现代史料保管中心），ф。5，оп。30，д。163，л。88-89]周恩来也说过：“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时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02页。）中苏的同盟关系此时显得尤为紧密，开放不久的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保存了此期中苏双方关于对日和约问题往来的大量文件，可以证实苏联驻华使馆一秘贾丕才在回忆录中所说：作为盟国，当时中苏就与对日媾和有关的问题保持着密切联系与合作。（注：М。С。Капица，На разных nараΩΩеях：Заnuскu ΩunΩомаmа，Москва，1996，с。123-124.）例如，1950年3月麦克阿瑟宣布提前释放正在日本执刑的主要战犯，苏联在发表抗议声明前通知了中国。周恩来于5月12日指示外交部有关部门起草一份声明表示支持，并于苏联声明发表的第二天见报。（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22-01，第1-8页。参见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1945-199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3页。）又如同年9月1日，中国向莫斯科通报了关于麦克阿瑟同蒋介石在台湾谈判的可靠情报。据情报说，美蒋“就台湾在缔结对日和约前应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而接受盟军司令部指挥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岛上将长期驻扎美军，由第七舰队负责封锁台湾海峡”。（注：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ХроноΩоuя осноных собыmuǔ кануна u начаΩьноо nерuоBа кореǔскоǔ оǔны（янǔарь 1949-окmябрь 1950 .），с。49-50.）这次美国正式提出对日和约建议，苏联自然要与中国进行协商。美苏代表会谈后，苏联即以备忘录的形式向中国通报了美国建议的内容，同时送来苏联的答复草案。在苏联备忘录中译本文件上有周恩来的批示：“下夜罗申送来此件，系美政府交与苏联的。苏联尚未置答。请即加以研究并提出意见。”苏联的备忘录措辞委婉，口气缓和，没有直接针对美国的建议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只是提出了6个问题“希望得到解释”：美国是否有意单独签约；应如何理解重提业已确定其归属的南库页岛、千岛群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地位问题；对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进行托管的根据何在；是否考虑规定占领军撤出日本领土的确定日期；“共同责任”是否意味着在日本建立武装部队及保留美军基地；是否考虑保证日本经济发展的必要权利。备忘录最后提出，“苏联政府希望知道，将采取何种方法以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此问题的观点”。（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19-01，第1-10页。）对于苏联的答复，中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注：除了翻译的措辞，后来公开发表的文件与中国当时得到的草案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参见《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6日。）
    11月20日，马立克就是本着上述态度去会见杜勒斯的。按照美国人的记述，马立克一开始就“谈笑风生，讲叙苏美两国间的友谊和理解”，与上次会谈公事公办的姿态不同，这次苏联人似乎是要营造一种友好气氛。让译员照本宣科地宣读了苏联政府的备忘录后，马立克也只是重复地提出问题，而没有表现出任何积极、主动的精神。例如当马立克问到美国政府对新中国政府参加对日和约讨论持何立场时，杜勒斯回答说，“迄今的会谈是外交会谈，因此美国是与本国承认的政府--国民党政府举行讨论的”。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本来是很明确的，但马立克对此未作反应，而是转移了话题。以致杜勒斯在会晤后感到，在中国参加对日和约的代表权问题上，不必过于顾忌苏联。（注：FRUS,1950,vol.6,pp.1352-1354.）苏联并不是不了解美国的意图，也不是因为处于被动地位而没有自己的主张。按照贾丕才的说法，莫斯科是有意对媾和问题不发表具体意见。（注：Капица，На разных nараΩΩеΩях，с。124.）究其原因，显然与当时朝鲜战局的变化有关。斯大林不想过早地与美国摊牌，在马立克微笑的背后，莫斯科正在等待朝鲜战场传来进一步令人振奋的报告。
    毛泽东此时对战争的进程显得把握十足，他在12月3日会见金日成时提出：“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方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注：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35页。）这与斯大林的主张不谋而合。12月4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在与中国大使王稼祥谈话时强调，中国人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现在的机会，并建议中国军队“趁热打铁”，越过三八线，继续乘胜追击。（注：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以下简称《朝鲜战争文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史料丛刊（48），2003年7月，第635-636页。）第二天，周恩来就美苏上述两项备忘录发表了题为《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全面地阐述对日媾和问题的观点和立场。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必须参加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与签订”；关于台湾、澎湖列岛、萨哈林岛南部及千岛群岛的归属已经分别由开罗宣言和雅尔塔协定予以解决，“完全没有重新讨论的理由”。声明还谴责美国不愿从日本撤军，“并且利用日本作为侵略朝鲜、侵略中国的战争基地”，以及公开武装日本和企图使日本成为美国的殖民地。（注：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50-1952）》，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354-357页。）这些意见自然是反映了苏联的立场，只是莫斯科不愿直接出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