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视域：黑格尔和洛维特
    让我们重新回味上面引述过的布克哈特的名言：“当我们在大海上航行的时候，我们很想认知那些波浪，可惜的是我们置身于大浪之中。”说这句话的时候，布克哈特想传递两层意思。第一，法国大革命此时没有被淡忘，而是渗透到社会的基石当中，从而存留在当下里。第二，在当时看来，未来视域根本无法确定，因为与历史没有充分的距离，人们无法找到可靠的立足点，以便基于此立足点对历史进行概览。歌德曾经说：“我们的眼睛如同太阳，不然它怎能看得见太阳。”歌德用这个意念表达了人内心的感知与外部现象之间的一致性。布克哈特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人本身就是用时间为材料造就的，所以他无法看到历史的全貌。
    布克哈特的观点含有全新的存在主义和怀疑论的色彩，与当时历史哲学的基本假设和乐观的信念截然相反。在持后一种观念的人眼里，时间呈一条笔直的线条，始于过去，经过当下，然后向未来延伸下去，其目标是一个令人期待的终点。这一历史模式也被称为进步。不过，进步不仅仅意味着所有一切变得更好，而是还需要人类为此付出更大的牺牲。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进步的观念不仅是让人欣喜的许愿，而且也是旨在使自己合法化的理由，人们可以给它注入许多暴力、苦难和破坏等因素。黑格尔曾经说，上面提到的终点“是世界历史上人们奋斗的目标，长久以来在地球这个偌大的供桌上献上的所有供品就是为了它。这个目标最终会实现。不管发生什么，不管情况如何多变，这个目标确定不移，千真万确。如果我们把历史视为一座屠宰场，民族的幸福、国家的智慧和个人的德行在这里都成为牺牲品，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此巨大的牺牲究竟是为了什么样的最终目标”。
    黑格尔对自己提出来的令人心神不宁的问题进行了回答，它实际上就是现代进步叙事中有关自我认知和精神解放的内容。这个预设的目标使得历史上无数人成为牺牲品都显得值得，未来展现出无限的魅力，人们可以为此把头从那些牺牲者身上掉转过去，进而放心地把他们忘掉。在这个现代进步史观背后，我们很容易觉察出宗教预告未来的轮廓，宣告福音是一神教的根本特征。以宗教的形式预告崭新的未来视域最先出现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中，此后形成了超越所有世俗性的终极目标。在黑格尔有关现代进步概念和自由理念中显得尤为明显。
    卡尔·洛维特因此特别强调，“基督教和后基督教历史书写从根本上说是立足于未来”，世俗的历史哲学中充斥了一种类似救赎的理念：“如同指南针指明我们在空间上的位置并使得我们靠它掌握空间，有关末日的指南针指明我们在时间上的节点，它所指的最终目标和终点就是上帝之国。在现代历史意识当中，基督教的信念已经不复存在，不过，把未来视作一个目标和履行某种义务的念头仍旧很强。”
    正是洛维特沿着布克哈特的思路尖锐地批评了上述历史哲学，从而把我们的时间观念加以历史化，他说：“当提出整个人类历史是否有意义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们本身就受到历史的限制：犹太和基督教思想把这个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引入讨论中。想严肃地探讨历史的终极意义，这超出了我们的所有认知能力，只能让我们喘不过气来；这个问题使得我们处于一个真空中，其中只能有希望和信仰。”
    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自我摧毁，进步史观如今已经无法让人信服。只有在俄国，仍然有人使用这种解读形式，比如在学校课堂里，成千上万斯大林时期的受害者被说成是“为现代化殉难的人”。洛维特摒弃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为我们提供的巨大的指南针，在有关我们的生命与时间的关系以及对当下持怀疑的态度方面，洛维特的立场非常接近布克哈特。正如布克哈特，洛维特在时间长河中没有看到任何停靠点，更不要说什么了解历史的全貌可能性。
    他说道：“如果说我们从有关时间的历史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我们认识到它并不能为我们提供立足之地，我们无法从中找到生活的方向。置身于历史当中，却还要找寻方向，这犹如遭遇船难的人试图抓住大浪不放。”
    过去视域：尼采和本雅明
    在19世纪历史哲学的框架下，人们为未来勾勒了一个宏伟的视域。整个人类由此变成了发展的主体，当下和过去也获得了相应的意义。针对这一面向未来的潮流，尼采投了反对票。他驳斥了有关进步和放眼未来的观点，其目的是赋予当下应有的重要性和分量。
    他强调：“世界历史并不是一个具有一致性的进程。世界历史的目标是在其进程中不断地实现的。”此外，尼采也是第一个彻底改变时间与历史之关系的人，他颠覆了历史思维中有关未来视域和过去视域的观念。
    尼采同时也反对所谓推崇完全客观性的历史科学，他主张回忆应当引导历史书写。尼采在回忆当中发现了非常珍贵的弹力，在信息大爆炸的年代，回忆能够对信息进行有效的过滤，因此具有崭新的意义。回忆意味着有所选择，进行回忆的人需要在现时的处境下确定孰重孰轻的标准。按照尼采的理解，一个人在特定的时间所回忆的东西有助于他对自身、来历、目标和动机有所了解，他借此确定如何行事。所以说，被回忆的东西总是由一个明显的界限包围着，陌生的、无关紧要的和不为回忆者所知的东西被挡在界限之外，而被选中的则从此呈现为一个整体，我们今天称这种回忆为一种“叙事”，尼采则把它描写为封闭的视域：“当一个具有坚强意志的人遇到无法克服的事情时，他可以把它忘掉。视域已经关闭，被阻隔在外边的东西已经奈何不得他，他权当它们不存在。”
    不过，在这个封闭的视域里哪些会受到重视，哪些将被回忆起来，并非确定不移，因为回忆具有“弹力”，它能够把回忆起来的东西根据当下的需要加以改变和更新。尼采认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过去才对当下有用。我们把这个由回忆建构起来的过去称为“过去视域”，它的意义和重要性源于当下，而不是决定于不可预测的、遥远未来的终极目标。
    不少人曾经把尼采强调回忆的态度错误地理解为他主张无选择地全部忘记。在现代时间体系当中，历史主义曾经大行其道，而尼采的回忆理论与它针锋相对。尼采认为，在这个时间体系里，当下完全把过去取而代之。尼采分析了回忆的框架条件，从而确立了当下、过去和未来三个时间层面之间的关联。他为我们展示了三个层面如何依据相关人群特定的视角、动机和行动目标相互开放。他同时告诉我们，运用回忆这一手段的结果无法确定，它既可以很有效，也可能带来不利的结果。作为理想的形态，他划分了三种利用过去的形式：宏大的过去视域、好古的过去视域和批判的过去视域。“宏大的过去视域”，顾名思义就是基于历史上宏伟的典范，试图受它们激励重振雄风。但是，一旦那些作为榜样的形象被用来激发狂热情绪，后果则不堪设想。“好古的过去视域”能帮助人们获得归属感，向相关的人提供一些带有虚构色彩的关于来源的知识，但是一旦堆积过多的古物，并且对它们不加批评地膜拜，这一视域的效力也便开始消失。在上述两种过去视域中，人们的目的是提升、保存和解释过去的价值，而在第三种过去视域中，过去受到评判、谴责和摒弃。在这种情况下，当下有权利与过去决裂，以便不再受有害的或者遭受了污染的传统的影响。当然，这里也需要附加一个警示，因为在过度的否定和疯狂的破坏及清除过程中，很容易矫枉过正。
    在破除已有的过去视域和选择新的过去视域过程中，历史的痕迹也很有可能被抹掉。尼采曾经断言：“一个人为了建构一个他梦想由之而出的过去试图否定自己的过去，实际上是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他在否定过去的时候很难掌握分寸。”尼采所列举的三种模式可以很好地指导我们面临具体问题时做到深思熟虑。在三种情形中，尼采总是从功能主义而不是伦理的角度予以论证。在尼采看来，回忆能够使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立场更加坚定，促使他或他们独立于既有的普遍价值和目标，变得与众不同、自信和高效。
    过了两代人时光之后，瓦尔特·本雅明就时间、回忆和历史这一主题出版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著作。我想用他的理论补充我在上面讨论的“过去视域”这个概念。1941年在其著作中讨论历史概念的时候，本雅明处在异常险恶的境地。他当时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逃亡到法国，不料在这一年的6月，德国法西斯军队进入巴黎并占领了法国南部地区。本雅明把手稿托付给汉娜·阿伦特。手稿得以保存下来并于1955年付梓，可是手稿的作者却未能幸免于难。在越境进入西班牙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以后，本雅明于当年9月26日在普特堡（Portbou）自杀身亡。
    本雅明的著作围绕18个论点展开，结构既紧凑又复杂，加上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得以保存下来，因此具有哲学遗嘱的特色。本雅明采用了几乎对称的结构进行论述。18个论点被分成两个均包括9个论点的部分。本雅明通过这些论点阐述其历史概念，以极具挑战性的笔触质疑了历史主义对历史的解读方式。根据历史主义的理解，历史已经逝去并被砍断，所有的期望都基于进步并指向未来。本雅明反对过度偏重未来、进步和幸福的历史观念，这种历史观构成了现代工程的核心部分。本雅明把这种专注于连续性的历史书写称为“胜利者的历史”，因此提出了视角完全不同的历史观念，即不再从未来，而是在过去和当下找寻出路。在他的过去视域里，有历史的受害者，有受压迫者的哭喊，以及他们遭到失败的斗争及其正义性。本雅明置身于过去之中搜索，以便找到尚未消失的未来的信号。这个未来未曾有机会得到实现，因此等待实现的机会。这个尚未付诸实现的未来在过去一直等候召唤，到了当下总应当得到释放。
    可见，本雅明对过去视域的兴趣与尼采回归过去的观念截然相反。尼采的目的是借助过去强化和提高他所处的当下并使之合法；而本雅明绝对没有想过把过去当作实现当下目标的工具。依照结构主义研究记忆的模式，过去总是根据当下实际需要和条件得到回忆，与此相反，本雅明否认我们可以对过去任意主宰，他把当下与过去之间的关系颠倒了过来。他认为，发出呼唤的是过去，当下的人听到并对此给予回应。他所说的呼唤是指历史上产生的冤屈和悬而未决的事情，它们等待当下的人予以承认和了断。有鉴于此，本雅明把人们曾经以为呈一条直线的历史发展线索划分为各个当下，同时把原来积存在终极的乌托邦里的爆发力从未来挪到当下来。
    在很大程度上，本雅明把过去与当下的关系想象为死者与生者之间的秘密对话：“如果逝去的灵魂与我们之间真的有一个秘密的约定，我们就拥有在这个世界存在的理由。我们如同我们的先人一样被赐予了微弱的救世的力量，而这一力量正是过去有求于我们的原因。”当下应当对过去进行回应，这是它在伦理方面应尽的义务。当下的人有义务让逝去的人把当时未能实现的愿望重新铺展并得到实现，当然不是以专断的形式，而是依据与死者存续的“秘密约定”。所谓生者微弱的救世能力，指的就是他们感知到死者的要求并有所反应。死者与生者之间能否建立一种同盟关系，取决于特定的当下与特定的过去是否构成必要的联动格局。
    正如本雅明所描写，过去并非一座空旷的墓地，也不意味着一个驶过的车站，当下的人可以从中接受、赢得所需的东西并把它加工和利用。当下的人之所以能够从中有所收获，原因是他们与其在时间上有特殊的关联。他说：“有关过去的真正图像一闪而过，因此，我们抓住过去的唯一办法就是了解它在永远不可再见到的那一瞬间闪现的图像。……假如当下与过去之间不存在意义上的关联，那么那个不可复原的有关过去的图像就会随着当下永远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