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测量的时间与被叙述的时间：从王表到叙事
    《圣经》历史书写的关键意义，它的革命性和开创性在于它不再为了标明变化而列举年表，而是把创世之初到当下——以斯拉和尼希米生活的第二圣殿时期——一代接一代的时间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叙述。在这里至关重要的不是联系性和合法性，而是其中的含义及其重要性。《圣经》一方面把时间作为一条直线进行丈量，更重要的是借助叙述赋予其形状。这种做法与其他文化的区别非同小可，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过去才有可能被认知为自己的过去，而且充满了意义。只有借助这样的叙事，即充满了意义、方向和关联性的过去，一个群体才有可能建构起自我形象。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犹太人每年在逾越节以叙事的形式对出埃及这个事件加以确认，正如后来的基督徒在复活节通过叙述耶稣受难和复活的故事确认自己的身份。
    犹太人把创世神话、祖先的事迹和出埃及故事融合为一幅壮阔的历史作品，它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这样做的历史背景是，当时王权早已衰落，流亡巴比伦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要应对的现实就是，在没有国家和国王的前提下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适应自己曾经的国度沦为波斯帝国一个行省的现实。在我看来，犹太人在埃及和巴比伦的流亡生活中学会了以纪年的形式测量世界的原则，从而把他们叙述体传统置于纪年的框架中，由此，过去就变成了可以被讲述的、充满了意义的历史。
    这样一样，正如阿莱达引用的洛维特的段落所说，“当提出整个人类历史是否有意义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们本身就受到历史的限制：犹太和基督教思想把这个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引入讨论中。”犹太人面前就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即“整个历史究竟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
    埃及人和巴比伦人未曾遇到过重新确定自己身份的危急关头。他们只需要按部就班。他们没有遭遇国破家亡的灾难。按部就班意味着连续不断的王表，而叙事的原则基于意义，即有头、有过程、有结果，关键是结果。正是灾难的严重性和重新开始促成了早期犹太教中带有民族色彩的历史书写工程。
    约翰·赫伊津哈（JohanHuizinga）曾经把历史定义为“一个社会以深思熟虑的形式对自身的过去所做的解释”。巴比伦人和埃及人似乎没有感觉到进行这种解释的必要性。叙事性的历史书写探讨的不是“事情原来是怎样的”这类问题，而是追问曾经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所在。对经历了国家灭亡、王权消失和圣殿被毁厄运的犹太人来说，他们确实有必要追问，事情为何如此？正因为如此，他们回顾过去，把亚伯拉罕的经历作为自身的过去，把诺亚和亚当视为人类世俗历史的开端。
    在建构刻骨铭心的过去视域和叙述历史的时候，有一种力量起到关键作用，尼采称此为可塑性，斯劳特戴克（Sloterdijk）表达得更为鲜明，说它是民族可塑性。所谓可塑性就是一个群体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对自己的身份有清醒的认识。
    这一点在《出埃及记》显得尤为清楚。《出埃及记》里的许多主题在许多其他民族讲述其来历时也经常使用。出埃及意味着离开和迁居，罗马建城史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这个故事称埃涅阿斯（Aeneas）在特洛伊被攻破后来到了罗马。后来的法兰克人和诺曼人也把自己的历史追溯到特洛伊。征服伯罗奔尼撒的多利安人把自己说成是赫拉克勒斯（Herakles）的后代，把征服描写为回归。波兰贵族曾经说自己是黑海沿岸的萨马尔岑（Sarmaten）的后代。所谓“雅利安神话”也属于这个范畴，这个神话把雅利安人描写为高人一等，因此有权利扩张并征服和奴役其他人。
    这些涉及迁居的故事无一例外地把迁入群体说成优越于迁入地的原住民。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与上帝赐予他们的福地上的原住民即迦南人势不两立。他们这个神圣的民族必须把后者斩尽杀绝或者驱逐出去，以便自己不受迦南人宗教的诱惑。即便是作为统治阶层，以色列人也无法与迦南人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因为以色列人只有远离迦南人，才不至于崇拜异族的神。事实上，以色列人有关从外边迁入迦南以及《约书亚记》所描写的征服迦南的故事，从考古角度根本无法证明。正如迦南许多民族一样，以色列人也是这个地方的原住民，不同的是，他们后来开始信仰全新的宗教，这个与众不同的宗教要求他们与迦南其他民族甚至与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如同后来的基督徒要与自己的过去决裂，也就是说远离犹太人。
    甚至选民和受到神的召唤这类主题也是司空见惯。对以色列人有所不同的是，他们不仅说自己是特选子民，而且承担了这样一个不同凡响的任务，那就是说，在神赐予的福地上，按照神颁布的律法生活，成为全人类的楷模，以便神的正义普及地球的各个角落。基督教普及之后，居住在罗马的基督徒相信自己从上帝接受了向外传教的任务，拜占庭人把拜占庭比作第二个罗马，俄国人又说莫斯科是第三个罗马。美国人把英国清教徒迁居新大陆理解为出埃及，因此他们今天还怀抱特别的使命感。
    在出埃及记中，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主题是解放。摩西俨然是为自由而战的英雄，以他为榜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计其数，比如赫尔曼·德·谢鲁斯克（Hermannder Cherusker）、圣女贞德（Jeanned’Arc）,威廉·退尔（WilhelmTell）、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佛逊、西蒙·玻利瓦尔、马丁·路德·金，最近的例子当然是纳尔逊·曼德拉，他去世以后，南非黑人称颂他为第二个摩西。解放这个主题中隐含的意思是奴役。《出埃及记》强调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即以色列人从他们在埃及遭受骇人听闻的奴役和迫害过渡到在福地享受自由和信奉自己的神。殖民统治结束以后，新成立的许多国家都把自身的历史建构在受难和遭受痛苦的叙事上面。波兰人早在19世纪就建构了这样的民族历史。许多这类叙事中的核心是主人公不幸死亡，更具有悲剧的色彩。如在卡尔巴拉（Kerbela）战役中，胡赛因阵亡，逊尼派穆斯林每年都通过阿苏拉节（Aschura）进行记念，塞尔维亚人记念他们的国王在今天科索沃发生的决战中战死。这些叙事旨在从历史中寻找服务于当下的含义，正如以色列人面对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压迫从过去找寻出路一样。当一个群体面临危机，需要团结一致和适应新的环境的时候，他们经常采用这样的方式。在建构过去视域的过程中，民族可塑性起到关键作用，在叙述自己的过去时，与被讲述的人群组成一个共同体。
    冲破圣经的过去视域
    《圣经》中把世界起源的时间定在公元前3760年。文艺复兴之后，很少有人再相信这一说法。有意思的是，人们找到的最早的反面证据就是古典作家记述中有关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王表。
    真正的突破由17和18世纪的地质学家们完成。他们在化石中找到了大洪水的痕迹。根据权威的鉴定，这场大洪水距今不超过4000年。我们根据地质学家们的研究知道，地球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可见，这4000年时间显然不是历史的全部。到了19世纪初，人们才最终冲破《圣经》的束缚，得以看到地球起源的遥远的过去，这个时间现在被估计为140亿年。过去的源头的确实深不可测。
    在我们生活的今天，人们关心的不再是有关民族自身形象的过去视域，人们不再把眼光尽可能远地向过去投去。相反，人们关注的是新的东西，与过去没有任何关联的新东西。新教主义、法国大革命和马克思主张的社会主义都与破坏圣像联系在一起，目的是与过去决裂。
    我们只需联想原东德炸毁柏林城市宫的举动，更历历在目的是塔利班炸毁巴米扬佛像，伊斯兰国摧毁摩苏尔和哈特拉的博物馆，以及位于尼姆鲁德和尼尼微的考古发掘点。这里涉及的也是有关过去的痕迹，这些人采取如此的行动，其目的是抹去自己不需要的记忆。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塞尔维亚军队于1993年8月25日摧毁了萨拉热窝的国立图书馆，300万藏书被付之一炬，除此之外，原南斯拉夫境内几十座档案馆和图书馆被毁。这些馆藏中有早期教会斯拉夫语、波斯语、捷克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俄语、法语、匈牙利语、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手稿和图书，记录了伊斯兰教、犹太教、塞尔维亚东正教传统。从这个角度说，原来写满字的黑板被擦得一干二净，建构民族身份谈何容易。
    不难看出，过去视域不仅仅与合法性相关，有些人把它视作对自己的威胁。在塞尔维亚激进分子和伊斯兰武装分子眼里，古迹和文物象征着他们憎恶的多样性。文化总是人类一种意愿的表达形式，这个意愿与极权的统一性和一体化格格不入。
    当然，在掩盖或销毁过去视域的例子当中，也有一些没有如此极端。1996年，以色列人庆祝耶路撒冷城建城3000年。因为以色列人把耶路撒冷的历史只追溯到大卫于公元前1004年从耶布斯人（Jebusiten）手里夺取的日子。对以色列人来说，大卫之前耶路撒冷长达800年的历史，尽管被考古学家的发掘结果和文字材料所证明，完全可以或者说必须忽略不计。因为耶布斯人是迦南人，而非以色列人。对于包括德国人在内的欧洲人来说，过去视域也变得异常狭窄。根据莫尔特曼（JürgenMoltmann）的观点，我们现在不是生活在一战后的年月，而是后奥斯维辛时代。
    今天的德国人不再把自我身份建立在赫尔曼·德·谢鲁斯克身上。他们的自我形象基于一种全新的叙事，这个叙事不是讲述自己的苦难，而是强加给别人的痛苦。德国人要面对羞耻和罪责。这个过去视域长达70至80年。与这个不可思议的时段相比，其他时段都显得无足轻重。这是我们需要在以后很长时间里继续深入讨论的话题。
    埃及学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1938年生于德国朗格海姆，1976—2003年在海德堡大学执教，退休至今一直在康斯坦斯大学担任荣誉教授。妻子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1947年生于德国加德鲍姆，大学时期主修英语，副修埃及学，1993年至今任康斯坦斯大学英语和文学研究教授。
    扬·阿斯曼认为，古埃及人的活动中心议题归纳起来无外乎两个：“如何得到后人永久的回忆”和“以什么样的形式记忆先人”。他不仅复原了古代埃及人的记忆空间和回忆模式，还勾勒了古代埃及文化在犹太及西方思想中的传承脉络。在他看来，一神论的开端与以色列人逃离埃及这一时间节点密切相关，这也令他在埃及学领域之外声名鹊起。
    1990年代，扬·阿斯曼与阿莱达·阿斯曼一道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这一理论的强烈现实性让他们得到了学界之外的世界性关注。
    “文化记忆”这一概念，需要与历史事实有所区分，也不同于理论话语中常用的“传统”。它是具有历史奠基意义的神话，带有明确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文化记忆需要特定的社会机构借助文字、图画、纪念碑、博物馆、节日、仪式等形式创建，会对相关机构或群体的延续起到定型和规范的作用，因而需要始终有专人维护。如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一书中说，他想要“重构（集体）回忆、书写文化和民族起源之间的关联”。
    (责任编辑：刘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