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些不甘寂寞的女人，在各种各样的政治角逐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西塞罗的妻子特列提娅（Terentia）“是一位胆大心粗渴望荣誉的女人，正如西塞罗所说，她宁愿投身于他的政治事业，而不愿替他处理家庭事务”。她曾鼓动西塞罗严惩一场政治阴谋的发动者（注：杨共乐：《罗马共和国时期》下册，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68-169页。）。又如，公元前1世纪司法官瓦利斯的情妇西利东（Chelidon）对国家法律的控制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她控制了国家法律和私人争端的处理，而且在非法干涉方面也很有名。她只要给瓦利斯吹吹枕头风，他就会改变已经作出的决定或无视先例。人们群聚在她的居所处寻求通过新的法律、新的决议和新的措施，而法学家们的房子却无人问津。……她的房子更像是一个司法官的裁判所而不像是一个妓女的住所。”（注：里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66-67页。）帝国时期一位名叫卡尔维娅·克利司披尼拉的女人也颇有政治手腕。她“曾向尼禄传授了放荡的生活方法，随后她又渡海到阿非利加去教唆克洛狄乌斯·玛凯尔发动叛乱，并公然想使罗马人民遭受饥馑之苦。后来由于同一位前任执政官结婚，她又取得了全城的好感，这样她就安全地度过了伽尔巴、奥托和维提里乌斯三人的当政时期。最后，她又由于自己的财富和没有子嗣而成了一位有势力的人物”（注：塔西佗：《历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2页。）。
    妇女的介入无疑为古罗马后期复杂的政治斗争增添了一个亮点，她们在政治活动中的杰出表现，证明了并不是只有男人才有能力涉足政治领域，女人同样可以。但应该看到的是，男权主义者们对于妇女参政采取的是仇视的态度。本文所使用的很多史料都带有这样的痕迹，对此我们要加以分析。
    二
    古罗马后期妇女参政意识的加强和政治才能的提高，不仅表现在实践上，也体现在理论和思想水平上。当时，上层社会一些知识文化水平较高的妇女已经有了初步的政治理论思想。例如，公元前124年，科尔耐莉娅在儿子提比略·格拉古被暗杀后，写给另一个儿子盖琉斯的信中可以明显看出她的政治思想：“毫无疑问，我们有必要对敌人进行报复，但只有在对我们自己的国家无害的情况下才能这么做。既然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那我们只有让敌人暂时存在，以免我们的国家受到损害。”（注：里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13-14页。）又如，加图的女儿波西娅“支持她的第一任丈夫反对恺撒。她承认参与了她第二任丈夫的计划--暗杀恺撒。在她死后，西塞罗为她写了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悼词”。冒着生命危险这样做的目的，只因为她拥护共和，反对专政（注：阿利姆·M.沃德：《罗马人的历史》，第230-231页。）。
    另外，这时还出现了一些女性政治策略家。她们目标明确，意志坚定，深谋远虑，判断力强，得以在各种政治斗争中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例如，“克劳狄娅（Clodia）可以算是第一位确定的政治策略家。流言围绕她一生。她被认为应对（其夫）麦特鲁斯之死负责。……有人说她与她哥哥乱伦，有人说她试图破坏西塞罗的婚姻，为的是想嫁给他。最重要的是，她是起诉盖琉斯·罗福斯的幕后主使者，这是在公元前56年”。在这次事件中，“有人认为她是幕后主使，有人认为她不过是起次要的作用，也有人说她根本与这件事无关。我认为前者可信”。指控总共包括5个事件，克劳狄娅只参与了两次。她颇有心计，使整个案件的胜负悬于她一个人身上。“克劳狄娅是这个案子的最中心的人物”（注：里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69-73页。）。
    恺撒的情妇苏维利娅（Servilia）被认为是“罗马共和晚期最伟大的政治策略家。……她在恺撒的有生之年甚至他死后一直施加重要的政治影响”。恺撒在世时，苏维利娅同时作为恺撒和西塞罗的“红粉知己”，“在两人的一系列谈判中充当调停人”。“恺撒死后，苏维利娅更加受人注目”。她利用情夫为自己谋取政治地位，并在前夫死后，将儿子布鲁特斯托付给自己的兄弟抚养，为自己赢得政治资本。在一次高层会议讨论她儿子掌管的一件事情时，她曾当众斥责西塞罗对此事的漫不经心：“我不得不指出，这是我从未见到过的事。一面对她的突然挑衅，西塞罗忍住了。苏维利娅宣称，她将静候这样的蔑视行为从元老院的法令中消除殆尽”。她的咄咄逼人的政治行为可以说是后来“皇室家庭妇女的先兆”（注：里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73-76页。）。
    还有的女政治家颇有交际手腕，在各种政治势力中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作为恺撒的女儿和庞培的妻子，优里亚在世时调和了父亲和丈夫的矛盾。“她用自己那优良的性格和对于父亲与丈夫之间的爱和缓了他们之间发生的那些摩擦”。而她死后，“现在她那有利的影响已经不复存在了”（注：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09页。）。恺撒和庞培最后终于分道扬镳。尽管这种分裂是无法避免的，但直到优里亚去世才发生，说明她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安东尼的最后一位妻子屋大维娅（Octavia）也是这样一位女性。公元前37年，后三头都遭遇到了各自的地方危机，屋大维娅这时展现出了自己的才能。她赢得了屋大维的朋友麦西鲁斯和阿格利帕的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屋大维娅说服屋大维。她干预的结果是他林敦和约的签订和三头同盟延长5年。为了有更完善的措施，她还安排将屋大维的幼女朱莉娅许配给安东尼和福尔维娅的大儿子安东鲁斯·安提鲁斯为妻。安提鲁斯年纪已大，不可能活到正式婚礼的举行，这场政治婚姻只不过是缓和矛盾的手段。屋大维娅所展现的外交才能，丝毫不让于须眉（注：里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91-98页。）。
    三
    除了个别妇女独自参与政治事件外，罗马妇女还曾团结起来进行维护自身权利的政治斗争。后三头同盟期间，由于缺少内战经费，罗马曾经颁布一项法令，要求1400名最富有的妇女交纳一部分财产。法令规定，如果有人隐瞒她的财产，或作虚伪的估价，就要处以罚金。这些妇女听到消息后非常气愤，她们举行集会，推举霍腾西亚（Hortensia）为代表发言抗议。由于妇女的坚决斗争，最后三巨头不得不做出让步，把需要进行财产估值的妇女从1400人减为400人。妇女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注：阿庇安：《罗马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0-342页。）。
    古罗马妇女集体抗议奥庇安法的政治运动后来被视为西方女权运动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公元前215年奥庇安法禁止妇女穿色彩鲜艳的衣服；不得在城内或城边乘坐马车；妇女不得拥有半盎司以上的黄金。妇女们不顾包括老加图在内的几位显赫人物的反对，在公元前195年要求撤销此法。在人数越围越多的公共集会中，她们发表演说，提出自己的要求”（注：亨利·C.博伦：《从历史的角度看古代世界》（Henry C.Boren,The Ancient World-A History Perspective），普拉提斯1986年版，第261页。）。“无论是行政官吏的权威，还是丈夫们的命令，或是妇女们自己的传统观念都无法阻止她们走出家门。她们来到城市各条街道和广场的入口处，恳求每一位来广场的男人们允许妇女们恢复他们以前的装饰品……由于每天都有大量的妇女从城镇和乡村来到罗马，所以她们的人数日益增加”。在遭到执政官加图的拒绝后，“妇女们便于第二天走上街道，并包围了正在否决其同僚保民官建议的两位布鲁图斯，声称他们如果不撤回否决权，就决不从他们的家门口撤离”（注：李维：《罗马史》第34卷，第1-8节。转引自杨共乐：《罗马共和国时期》下册，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7页。）。妇女的顽强抗争让当权阶层感到恐慌，加图曾称这次行动是暴动，最终取得的结果是奥庇安法在其通过后第二十年被正式废除。“显而易见的，该法律引发的事件是妇女公开争取自己权益运动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她们劝服元老院让她们表达自己的意愿”（注：亨利·C.博伦：《从历史的角度看古代世界》，第261页。）。妇女在此次运动中表现出了坚强的斗争精神和巨大的威力，对男性统治的世界是一次很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