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西方学术界，对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成为了主流，其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被芬兰学者帕罗内称之为思想史研究中的“斯金纳的革命”（注：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历史、政治和修辞》（Kari Palonen,Quentin Skinner:History,Politics,Rhetoric），波利梯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为什么斯金纳的研究成果产生了如此重要的影响，他在思想史的研究上作出了什么贡献从而能够被称之为一场“革命”？本文拟对此作一评述。
    一
    昆廷·斯金纳教授出生于1940年，受业于剑桥大学，毕业后，他曾于1974-1975年和1976-1979年两度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作学术研究。1978年，斯金纳教授出版了《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注：这本书的英文原文为"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中文翻译为现在的名称，但是，这样翻译没有能够准确地反映出斯金纳的思想，实际上，“起源”（Origin）才更能够体现他的原意。因此，这本书可以翻译为“近代政治思想的起源”。），这本书汇聚了斯金纳教授多年来对思想史研究的思考和成果，是运用“历史”方法研究思想史的代表性著作。该书出版后立刻获得好评，并于次年获得沃尔夫森学术奖（Wolfson Literary Prize）。此后，斯金纳教授在思想史研究领域内继续开拓，在马基雅维里研究、英国近代思想史、思想史的方法论等一系列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著有《马基雅维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主编《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翻译《君主论》为英文，主编《马基雅维里与共和主义》（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了《霍布斯哲学中的理性和修辞》（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2002年，他又推出了三卷本的煌煌巨著《政治的视界》（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因其卓越的学术贡献，1997年斯金纳教授荣任为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这标志着他获得了学术上的最高地位。
    为了便于理解斯金纳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贡献，我们需要对西方思想史研究的演进作一梳理，勾勒其大致的轮廓。因为只有在这样的“长时段”中，才能凸显出他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
    长期以来，在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常常是在“哲学”的抽象层面上来展开其研究，这以美国的“历史观念史”的开创者阿瑟·洛维乔易为代表。作为“历史观念史的主要创始者”（注：普莱斯顿·肯：《历史观念史方法导论》（Preston King,ed.,The History of Ideas:An Introduction to Method），科罗赫尔姆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1936年，他出版了《人类观念的伟大环节》（The Great Chain of Being）一书（注：此书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名为《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他的研究不像以往那样只是简单地追踪思想体系的哲学史的研究，而是聚焦于“观念的单元”（Unit Ideas）。这里的“观念的单元”意指西方思想传统中那些基本的和经久不变的观念。虽然这些观念可以被分开和重新组织，但一般来说，整个西方社会都不假思索地继承了这些观念。在人类思想的演进中，这些基本的观念就成为了基本的存在，成为了思想演进进程中的“伟大环节”，影响或者决定着人类思想的发展。同时，在思想史研究的资料上，研究者几乎全部集中于那些“经典思想家”的著作，把他们的著作看作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惟一材料。于是，一谈到思想史的研究，就必然是对这些经典文本的解读。正如斯金纳所说，一些主要的经典文本被广泛地视为政治思想史惟一的研究对象。例如与洛维乔易同一学派的另一位思想史家列维·斯特劳斯就认为在伟大的哲学著作中能够发现所隐含着的不同意义（注：艾里斯代尔·爱德华和居乐斯·唐森德主编：《现代政治哲学解释》（Alistair Edwards and Jules Townshend,eds.,Interpreting Modern Political Philosphy），麦克米兰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按照这样的方法，历史学家的任务主要是把每个人的政治思想系统化，并从中推演出一些结论或他们对某些基本观念的态度。然后，历史学家便将几个思想家作比较，不管他们是否关心同一理论抽象层次的问题。他们的相似之处或“共同观念”都被当作历史延续性的表现；他们的不同之处则被看成历史变化或发展。因此，政治思想史变成了一些基本观念的历史，并被归结为一种单一的、发生在高度抽象层次的历史（注：张执中：《从哲学方法到历史方法》，《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英国，一些历史学家当然主要是思想史家开始挑战这一占据主导性的传统观点。首先对此提出批评的是剑桥大学从事思想史研究的拉斯莱特。1960年，拉斯莱特编辑出版了洛克的《政府论》，并为此写了序言，他在文章中坚持认为要用历史的方法而非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洛克。他说，我们首要的目标必定是一种纯粹的历史方法，将像洛克希望要被阅读的那样去构建洛克的文本，将其文本放置于历史的语境和洛克自己的语境中，并显示出他的思想和作品与其历史影响之间的关联（注：洛克：《政府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他还提出，历史方法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历史将能够修正我们所接受的观念（注：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历史、政治和修辞》，第15页。）。同样倡导用历史方法研究思想史的另一位学者是波科克教授。波科克教授曾经在剑桥大学专攻近代思想史，著作甚丰（注：对波科克的介绍见张执中：《从哲学方法到历史方法》一文，《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波科克认为，思考政治理论不仅仅是去研究公认的经典文本，还应在更宽广的范围探究每个社会都在谈论的不断变化的政治语言。只有置于这种大背景下，或不同的语境下，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思想。由此，反思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其明显的缺陷就是其研究方法是非历史性的。波科克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首先，思想家变成了一个个孤立个体，被从他们所属的具体社会中分离出来，好像他们身处一切时代，在对一切时代的人发议论；他们的作品也被置于其特殊的体现。再者，传统历史学家往往以哲学的方法去分析政治作品，把它们放在一种作者与过去的读者都可能未曾达到的抽象层次去研究，强加给它们一种它们实际上并未获得的逻辑连贯性。这样做，从哲学的角度看是无可非议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很成问题。因为当历史学家以这种方式去研究政治作品时，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作品在过去曾经经历过的，不如说是他自己在现在所能找到的东西。他因为热衷于找出作品中最大理论连贯性，往往添加给作者一些明确的意图，或把作者说成在做一些在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做的事。此外，把所有作品都当作政治哲学来对待，就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思想实际上可以在许多层次发生（从实际鼓励到哲学思辨）。也就是说，政治讨论可以为哲学性的，也可以为雄辩性的。即使历史学家要加以哲学式分析的作品恰好是高度哲理性的，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他的做法是历史性的。因为他提出的问题（更不用说解答）不是真正历史的问题，诸如这一作品如何在历史中产生，如何置身于历史；或作者为什么要写它，以及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去写它，等等。”（注：张执中：《从哲学方法到历史方法》，《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
    这样，“思想史家要从他们的特定情境和传统中来研究思想支配下的人的行为，和如何形成概念，以及抽象观念的”。总之，运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就是要在历史的情景中考察那些观念、信仰和论据，这就是“历史重建”的研究方法，而非是哲学式的“理性重建”。
    拉斯莱特和波科克的历史研究方法给了斯金纳以极大的启发，他认真地阅读过拉斯莱特所编辑的洛克的《政府论》，也聆听过他的老师对此书的点评。与此同时，他特别喜欢波科克于1957年出版的《古代政制与封建法》这本书，将此书看作为他在大学学习时期最为喜欢的一本书。波科克的历史研究方法，如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来对政治思想家的著作进行讨论都给了斯金纳以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