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关注语言，关注修辞，除了因为概念与名词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结之外，同时还因为我们所研究的思想家在写作文本时都运用了修辞战略，斯金纳又将此称为“文本战略”，而这种修辞战略的使用又是服务于思想家们所要表达和所要达到的目的。这种目的，实际上是对那个社会作出一种合法性的思想论证，建构一个社会得以良好运转的观念基础和使民众形成共同的认同。对此，斯金纳解释道：“我们运用我们的语言不仅仅是交流信息，与此同时也为我们的表达树立权威，去激发参加谈话者似的情感，创造进入和排它的边界，和参与很多其他的社会控制方式。”（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总序，第4页。）更具体来说，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通过对一些名词的修辞运用来成功地建立、支持或者改变其观念和道德认同。在这样的过程中，思想家们有时就要把一些行动描写为崇高的、友善的和值得鼓励的，而另一种行动则被描写为卑劣和丑恶的。这样，所有承担为新的观念合法性而论证重任的思想家就面对着一个艰难的但明显是修辞的任务，他们必须使某种受到质疑的社会行为合法化。所以，他们的任务必须是去显示为他们仿佛受到质疑的行为提供一系列有利于自己的词汇（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第1卷，第149页。）。
    很明显，作为历史学家的斯金纳在政治思想史的修辞研究中受到了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影响。奥斯汀提出，如果说话和写作被视为是追求实用价值的话，那么，作为由说话者和写作者所承担的语言行动则至少包含两种行动，一种是作者想要说或者写什么，一般来说，作者通过使用词语、句子、论据、理论等等使文本具有了特定“语言风格”或者“主题”的意义；另一种为，作者在说或者写这些词语、句子、论据等中将要做的那些行为，据此，他将使自己的说或者写带有一种论点，或者一种他要表达的确切含义，奥斯汀将此称为“语内表达行为”（illocution）。对于维特根斯坦，斯金纳特别欣赏他的一句话：语言即为行动，并且将自己的研究方法概括为语言即为行动。他说：“思想史研究有两种方法，或者语言有两种维度。第一是被描写为意义的范围，研究与词汇和语言。第二种是语言行动的维度范围，研究说话者在运用单词和句式时所能行动的范围。传统研究重视第一种，而我则关注于第二种。如果概括我的研究方法的话，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语言即为行动。”（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总序，第2页。）因此，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斯金纳将修辞和概念的变化纳入了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之中，探讨思想家如何利用修辞来对概念进行重新定义，运用新的词汇以便创造新的概念，对词汇的重新编排以便为某种政治行为找到合理性等等。通过这一路径，我们才能准确地理解在历史上所出现的很多政治概念和政治行为，理解政治观念、原则与思想的不断演进。
    让我们回到文本本身来进行考察，当人们在对任何文本进行研究的时候，为了要准确地理解文本的意义，以及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必须要重视作者在写作文本时所运用的语言或者修辞，因为“文本自身并不能够充分地成为我们考察和研究的客体”，我们必须要把文本的修辞特征看作为我们研究的必要前提和组成部分。斯金纳在研究概念的变化时特别指出，“通过考察，我将再次重申我的异义，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概念仅是工具。为了要理解概念，不仅必然要把握用来表达其意义的词汇的意义，而且也要了解利用这一词汇将所能从事活动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所承继的思想范式已经标志着思想的长期连续性，但我仍然固执地相信，概念的历史并非如此，它们仅将是只有在论证中被使用的历史。”（注：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历史、政治和修辞》，第37页。）这就是说，“概念”本身并没有自然地具有意义，相反，“概念”所包含的意义的维度始终与语言的使用方式相关联，其语言的风格、词汇的选择和表达的范围与概念所包含的意义紧密相连。例如，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带有不同的目的来表达相同的事情，同样，相同的语言也会指代不同的概念含义，有时人们还常常使用暗示、讽刺语等等来表达自己特定的含义。因此，在思想史研究中，我们就必须研究与文本相关联的修辞，研究人们如何说和为什么要说。这样，当我们在阅读文本或者历史材料时，正如斯金纳所说，我们将会思考，这些词汇意味着什么，一些特定的词汇意味着什么，这本著作对我意味着什么，在这一文本中，作者通过他所说的什么从而表达了什么含义。同样，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要关注和考察作者在写作文本时所要做的什么，即语言的表达行为，而不是考察作者在写作文本时期望要取得的什么，即语言表达效果（perlocution）。通过这样的分析，斯金纳坚持认为，语言的修辞方式理应成为文本研究的有机组成，应被增加到研究内容之中和成为思想史研究的对象。1996年，斯金纳就是使用了这种方法对霍布斯的《利维坦》进行了修辞学特征的分析，从而更加准确地理解文本及其他的政治思想。
    1984年，理查德·罗蒂对学术研究的发展和演进作出了这样三种“转向”的概括，分别是“语言转向”、“解释转向”和“修辞转向”。认为目前在学术研究中“修辞转向”正在成为学术研究的新取向。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斯金纳在思想史研究中对“修辞”的重视，并且成功地将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语言哲学运用到思想史的研究，从而不仅发展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更进一步深化了思想史的研究。
    斯金纳曾经这样说过语言与我们现实世界的关系，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斯金纳在思想史研究中特别重视语言修辞的作用。“语言像其他社会权力一样自然是一种强制，它全然塑造了我们……然而，语言也是一种资源，我们能够使用它来塑造我们的世界。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说，笔为利剑。我们通常在实践中体现着语言并受之限制，但这些实践部分地取得其主导地位归因于我们抓住了我们通常所使用的语言的权力。始终向我们展现的是，运用我们的语言资源来削弱或加强这些实践，也许我们会比有时设想的更自由。”（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总序，第7页。）正像著名的思想史学者詹姆士·塔利曾经以“笔为利剑：昆廷·斯金纳对政治的分析”为题论述了斯金纳对思想史研究的贡献。他写道：斯金纳不仅研究了思想史和方法论，而且使用了这种方法来解读现在。斯金纳的贡献在于：解读历史的文本，考察观念的形成和变化，分析观念与其所代表的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注：塔利主编：《意义和语境：昆廷·斯金纳和对他的批评》，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