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概念史的研究中，斯金纳并不特别重视概念在历史长时段中的变化，而是集中于考察在某一特定的时段中概念的“突然转换”。正如他自己所说：“概念有自己的历史，或者更进一步说，我们所用来表达我们概念的名词有一种历史，这些名词出现和废弃，以及在某种场合他们最终消失。我承认，在概念的‘命运’这类长时段的变迁并不是我主要的兴趣所在，这里我的方法与考斯莱克和他的同事们完全不同的，他们主要关注于缓慢的时间进程，而我则更多地关心概念的突然转换。”（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第1卷，第180页。）这种突然转换在斯金纳那里则意味着在重大的历史转型时刻相同的概念会被不同地重新定义，有时候有些概念被废弃了，有时候却成为了主导。因此，他对概念史的考察就在于不是仅仅要探讨概念所具有的意义，而是为什么这些概念会在某些时候成为了主导，起着占据或者控制人们观念的统治地位。他说：“对概念史的考察并不意味着作为恢复其含义和意义的进程中的一种内容，相反，在对这每一项的研究中，我的部分目的是去显示为什么这些被质疑的概念首先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时期并在这个概念缺席的情况下通过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方式首先成为了主导。”（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第1卷，第178页。）他还说：“我研究概念变化不在于关注使用一些特定的词汇来表达这些概念的‘意义’，而是通过追问运用这些概念能做什么，和考察他们相互关系和更宽广的信仰体系之间的关系。”（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第1卷，第4页。）
    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斯金纳已经开创了这一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此后，他继续沿着这一思路在进行研究。1997年，斯金纳在荣任为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之际，发表了《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一书，又着重考察了“自由”这个概念。自1958年英国思想家伯林提出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这一观点后，“消极自由”的概念成为了占据主导地位而被接受。作为历史学家，作为在思想史研究中力主“概念转换”变化史研究的历史学家，我们不应该仅仅只是紧随现在通行的概念，而是要考察这个概念的含义究竟在何时形成，并固定下来成为了我们通行的一种接受。既然任何一种概念的内在含义都有着历史的演进，即它的定义会在历史的进程中而不断发生变化，因此，为了理解这个概念及其定义，我们也就需要运用历史学的方法来对此进行研究。具体到自由来讲，理解它的最好的方法应该是，弄清楚我们在使用“自由”这个词时它通常的意义是什么，它在历史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中是如何被定义的。因此，斯金纳教授将视线投向了历史，希冀在历史中重新再现关于“自由”的不同定义和更为丰富的内容。并以此来表达这一主旨，我们应该在更宽广的视野中来考察与理解“自由”。
    在《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一书中，斯金纳教授通过研究17世纪英国思想家们对“自由”的论述，阐释了“自由”的含义，这种理解完全不同于伯林所提出的“消极自由”的概念，因而成为当前学术界最新和最具影响的观点，并被学术界广为引用（注：昆廷·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Quentin Skinner: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也可参看拙译的中译本，上海三联出版社2003年版。）。正是在对这种“共和主义”自由思想的挖掘中为我们在当代“消极自由”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揭开了“自由”的另一种含义。同样，他也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继续拓展着思想史研究的新方向。2003年，斯金纳在《国家和公民自由》一文中运用这种方法进一步考察了“自由”概念的变化。在近代早期，公民的自由指的是一种地位，在法律和社会意义上的独立状态。到了18世纪，这种理解发生了变化，被这样的观点所取代，即公民自由仅仅被看作为缺乏干涉。尽管19世纪的很多思想家想扩展自由概念的内容，将此视为人们真正利益的观念，但是并没有动摇18世纪时的定义作为惟一的主导。并且，从此以后，这种定义就一直主导着我们的观念，成为惟一性的定义（注：昆廷·斯金纳和波斯查兹主编：《国家和公民：历史、理论和展望》（Quentin Skinner and BoStrath,eds.,States and Citizen:History,Theory,Prospects），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3页。）。
    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我们需要格外关注“概念史”这一方法，对概念历史演进的探讨有助于我们理解思想观念的历史演进是具体的特定的，而非永恒和普遍的；是断裂的，而非是一直延续的。这意味着虽然“概念”本身依然延续，但其内涵却不断在变化。这对我们来说，当我们在研究和理解思想和观念史时，透过“概念”这个具体的单位，并在“概念转换”所界定的内涵中将能够更好地理解思想观念的变化和演进。
    三
    既然在思想史研究中，“概念”的考察成为其重要的中心内容，那么与“概念”相关联的自然是语言或者说是“词汇”。它包括着两个层面的意义。
    第一，与概念相伴随的新的词汇的出现。因为任何概念都是由特定的名词来表达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考察概念的历史就是概念名词的历史。正如斯金纳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所说，在考虑了引起这种概念变化的历史发展之后，我在结论中搁下了历史，转而对历史语义进行了短暂的讨论--从国家的概念转至了“国家”一词。我认为，说明一个社会开始自觉地掌握一种新概念的最明确的迹象是：一套新的词汇开始出现，然后据此表现和议论这一概念。所以我认为这决定性地证实了我的这一个中心论点：在16世纪末之前，至少在英国和法国，我们发现" State" 和" Etat" 二词已经开始首次在近代的意义上使用（注：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2-3页。）。他还说道：“一个整体的社会也许最终会改变其对一些主要价值或实践的态度，同样也改变了它通常所使用的词汇。”（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第1卷，第181页。）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思想史研究就必须将语言纳入到其研究对象之中。例如波科克就把“政治思想定义为政治讨论的语言”。具体而言，为了研究思想家在什么样的知识和社会状态下，他们怎么形成自己的思想，思想史家要着重探讨在这些时代所出现的词汇以及概念。因为，“说明一个社会开始自觉地掌握一种新概念的最明确的迹象是：一套新的词汇开始出现，然后据此表现和议论这一概念”（注：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3页。）。同时，“从历史角度来看，‘政治语言’是该特定‘时代’（一个时代可持续两年到一千年不等）内人们用以表述对政治生活看法的语言”。这样，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找寻这种规定思想含义的“政治语言”或“含义的语言”的结构和范式。研究重点应放在分析“语言，而不是运用这套语言的个人”上。于是，“‘思想的历史’便让位于语言、语汇、概念和范式等思想单位的历史。剖析某个特定的思想家，可从构成其时代的特殊语言体系入手，进而发现他的真实的言论、动机和表述的结果”（注：转引自满云龙：《思想。意识形态。语言--共和修正派与美国思想史学》，载黄安年等主编：《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111页。）。当然，对于这种语言的研究，“历史学家需要去懂得语言变化的历史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直线式的连续，在这一过程中，新的语言模式克服和代替了旧的语言模式，相反，而是表现为一套复杂的语言模式，并抵抗着语言模式的转换”（注：波科克：《政治、语言和时间》（J.G.A.Pocock,Politics,Language,and Time），序言，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第二，作为修辞意义上的词汇的使用。这意味着为什么要使用着这样的一种词汇而不是另外一种词汇，这种修辞的手法隐含着何种意义，要达到什么效果。同时，这种修辞与思想家的思想和其行动究竟是什么关系。正像斯金纳所说：语言一种是在传统方法上被用于描述意义的方面，研究意义和据称是附属于词和句子的关系，另一种最好被描述为上述语言的行动方面，研究说话者在（或通过）他们作用词和句子时得以做事情的范围（注：昆廷·斯金纳：《霍布斯的理性和论辩》（Quentin Skinner,Hobbes' s Reason and Rhetoric），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这里的译文由王加丰教授翻译，特此致谢。）。而斯金纳所关注的修辞正是第二种类型。关于这一点，斯金纳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已经作出了解释。2002年，斯金纳对此又补充道，“我对概念变化的形式有兴趣，我已经把这种形式描写为作为修辞的一种特性。这种修辞的目的是奉劝听众接受其所使用的词汇，其实质是让听众接受着他们有争议的行动。”（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总序，第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