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金纳完全同意前辈老师们的意见，并且在此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思考。他指出，如果我们作为政治思想的研究者继续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那些以他们的任何同时代人都难以匹敌的那种抽象知识水平来讨论政治生活问题的人身上，我们怎么可能希望实现这种对历史的理解。因此，“我对传统的‘拘泥书本’的方法感到不满意的一点是：虽然这种方法的倡导者往往自称是撰写政治理论史的，但他们却很少能提供给我们真正的历史”（注：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商务印务馆2002年版，第4页。）。对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观念的单元”完全抹杀了思想演进中的不断变化和无数的偶然，他批评道：“我认为，非常明显，任何试图用从经典文本中学来的‘永恒的问题’和‘普遍真理’等名词来证明观念史研究的合理性必定就是以使观念史本身更愚笨和天真为代价来对合理性的追求。像我已经显明的那样，任何思想家的陈述不可避免地体现着特定的意图，依赖特定的条件，为解决特定的问题而发言。所以，就具有了特定性。在这种方式下，想超越这种特定性将仅仅是一种天真。”（注：详见昆廷·斯金纳的文章：《意义和理解》（Quentin Skinner,"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载塔利主编：《意义和语境：昆廷·斯金纳和对他的批评》（James Tully,ed.,Meaning and Context: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波利梯出版社1988年版，第65页。）同时，针对“观念史”研究者只把研究对象定格集中于“伟大的经典文本”，集中于“观念的单元”这样的研究方法，斯金纳认为这是非历史的，是历史的荒谬。它将既定存在的一些观念抽象成为了“理想类型”，并且将这些观念看作为在任何时期都存在，只是有的时候萌芽，有的时候发展定型，完全忽视了同一种概念在不同时期所具有的不同含义。因此，人们总是认为，后来所形成的思想总是有前面的“参与者”，总是在前面的基础之上。如马基雅维里吸收了马西略的思想，马基雅维里思想有名是因为他奠定了马克思的思想基础，等等。这样，思想家当时的历史环境被弃置不管，对过去思想家的臧否也只是按照他们是否有助于我们现在已经存在的观念。这样的一种方法论带来的另外一种历史的荒谬便是无休止的争论，一种观念究竟出现在什么时候，是在谁的著作中首先提出，如权力分立理论，人们就不断地争论到底在什么时候出现（注：详见昆廷·斯金纳的文章：《意义和理解》。）。
    在斯金纳看来，“观念史”研究完全是非历史性，因此，斯金纳写道：“我认为，决不存在着这样的一种观念的单元，而仅仅存在着一种在不同的时间由不同的代理人所使用不同语言的历史。我敢说，隐藏或者在使用这种语言的背后没有任何历史，他们的历史仅仅是不断要被重写的观念的历史。”（注：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历史、政治和修辞》，第4页。）为此，斯金纳和剑桥学派的其他学者们创造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对待历史文本的研究和解释的特殊方式，“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即经典作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注：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3页。）。并且将从思想家文本中来研究思想家的思想转换为研究思想家在什么状态下创作出了这样的文本，使用这样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也意味着要将思想家的文本（text）放在其所处的语境中（context）来研究。这样的研究方法也被称为“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
    由此，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把注意力从只关注经典文本，或思想的连续性转移到了语境（注：诺曼·威尔逊：《历史学处在危机？当代历史编纂的新方向》（Norman J.Wilson,History in Crisis？ Recent Directions in Historiography），普林迪斯赫尔出版社1999年版，第75-76页。）。这就是说，越把文本看作为在更宽广的政治话语中的基本内容，它的内容随着变化的场景而变化，我们的研究也就越能把握其主旨。这一主旨指的是思想史的研究并非是要完全恢复思想家们的思想，而是要尽可能地去理解他们的思想。对这一方法的特质，斯金纳自己有过言简意赅的陈述：我将“捍卫着我对阅读和解释历史文本的一个特定的观点，我认为，如果我们希望以合适的历史方法来写历史观念史的话，我们需要将我们所要研究的文本放在一种思想的语境和话语的框架中，以便于我们识别那些文本的作者在写作这些文本时想做什么，用较为流行的话说，我强调文本的言语行为并将之放在语境中来考察。我的意图当然不是去完成进入考察已经逝去久远的思想家的思想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我只是运用历史研究最为通常的技术去抓住概念，追溯他们的差异，恢复他们的信仰，以及尽可能地以思想家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他们。”（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Quentin Skinner,Vision of Politics）3卷本，总序，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二
    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斯金纳一直不满意于传统的研究方法，不断地思考在经典文本中，作者在写作这些文本时将要做什么，特别是他们提出并试图要回答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如何被接受和认可，或者被质问和拒绝，甚至也许故意地忽视占据主导的假设和政治争论中的准则。正是在这样的思考和探索中，斯金纳找到了在历史语境之下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这就是斯金纳不再笼统地使用“思想史”或者“观念史”这样宏大的方式来进行论述，而是下降到更为具体的“单位”，这个具体的单位既是思想观念的核心和内涵，也是研究思想观念的重要载体，斯金纳将这样的具体“单位”定格为“概念”。斯金纳说：“研究不断变化着的概念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独特的形式。如果我们希望去写作这一类型历史的话，我们就必须特别关注于我们用来描写和评价如霍布斯所说的我们的人工世界，即政治和道德世界的概念。”（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第175页。）这样，“概念史”研究的提出不仅表明着“思想史”或者“观念史”研究的具体化，而且意味着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实质性转换。正像波科克所说“政治思想就是研究通常所使用的相对稳定的概念”（注：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历史、政治和修辞》，第16页。）。同时，与“观念的单元”的普遍性和反历史性相比，“概念史”则更为突出了思想演进中的断裂性和历史性。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1978年，斯金纳出版了《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在这本书中，斯金纳抽取出“国家”这个概念来作为自己研究主旨的载体和体现。他要研究作为一种全能的和非人格化的国家权力是如何进入到近代世界的。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他的这种考察并非要去考察“国家”产生的“意义”，或者在思想史的进程中寻找意义，而是集中在对“概念”形成和被接受过程的考察。具体到“国家”这个概念来说，它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近代的产物。因此，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就必须要从“历史”的方法来“说明形成近代国家概念的大致过程”。为此，斯金纳说：“我从13世纪后期写起，一直写到16世纪末，因为我将设法说明，正是在这个时期逐渐具备了关于国家的可公认的近代概念的主要因素。在这个时期，从‘维持他的国家’--其实这无非意味着支撑他个人的地位--的统治者的概念决定性地转变到了这样一种概念：单独存在着一种法定和法制的秩序，亦即国家的秩序，维持这种秩序乃是统治者的职责所在。这种转变的一个后果是：国家的权力，而不是统治者的权力，开始被设想为政府的基础，从而使国家在独特的近代术语中得以概念化--国家被看作是它的疆域之内的法律和合法力量的惟一源泉，而且是它的公民效忠的惟一恰当目标。”（注：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2页。）
    通过运用“历史”的研究方法，斯金纳为我们清晰地描绘了作为近代“国家”概念如何产生，并且怎样成为了在社会和政治思想中占据主导的概念。由此，斯金纳实现了思想史研究对象和范式的转换。从一般的思想观念史的研究转换变成了具体的“概念”历史的研究，从思想史的对“意义”的探寻变成了对“概念”的形成以及其含义演进变化的探讨；从文本本身转向对文本形成特别是概念形成的知识环境的考察，从而开创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方向和新范式，同时也奠定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基础”。在当时“观念史”占据主导地位的基础上，这样的一种研究方法当之无愧地应当被看作是思想史研究方法上的一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