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个题目，首先涉及考古学科的性质定位或价值取向问题。从世界范围看，对考古学 有两种有关联的，却不同的观点。在美洲，考古学被作为人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放在 人类学的框架中发展，为人类学的目的服务。而绝大多数的中国考古学家把考古学看作 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考古学本身就是历史学，她的任务是重构中国历史。
    把考古学视作历史学，不惟中国学术界，旧大陆学术界一般如是。因此，这种立场， 当有深刻的原因。这大概是因为除了玛雅文明之外，旧大陆是其他几个主要文明的所在 地。就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看，玛雅文明远没有西亚、埃及、印度、中国和爱琴海文 明的作用大。由此看来，把考古学定位在历史研究，不仅仅因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对自己 过去的好奇心所致，实乃有更深刻的学术理由。
    具体到中国的情形，一般认为是上个世纪20年代安特生的工作开启了中国考古学的序 幕。事实上，自19世纪末，一些外国科学考察团、探险队就已经在中国境内活动了。其 中也不乏考古学家的活动。然而何以直到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的工作才引起中国学人的 响应，并由此开始了中国考古学的历程呢？这个原因，同样不局限在考古学的内部。
    当安特生在中国从事考古活动的期间，中国史学界正在重新检讨历史。文献史学家们 猛然发现，他们有能力摧枯拉朽般地摧毁旧的历史体系，但要建立新体系却远非易事。 对此，王国维“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向学术界展示了地下文物之于 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而安特生则通过仰韶文化的发现和对中华远古文化的研究，进一 步展现了通过考古学构建史前史的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考古学这门外来的学问获 得了中国学术界的接纳。从此，重构中国史的任务，经过几代考古学家薪火承传，直到 今天。
    美籍中国学者张光直曾经推测，如果中国学者第一次大规模、成系统的田野考古发掘 不是在文献史学上深受注目的殷墟，而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史前遗址，也许中国考古学 对自己的定位及发展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但在我们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促成殷墟的发 掘，固然有一系列偶然原因，但在中国的学术传统和当时的学术气氛下，你不能设想中 国学者会对其他遗址表现出更大兴趣。
    二
    和文献史学一样，考古学重构历史，必须从资料的年代问题入手。但和文献史学不同 的是，考古学重构历史凭借的是实物遗存。这些实物资料的最大特点是非文字性的，因 而缺少有明确标记的年代线索。即便在历史时期的考古资料中，有文字纪年者也是少数 。为了利用这些没有文字的实物资料搭建起一个历史的时空框架，考古学家不得不花费 相当长的时间创建一套办法、一套概念工具和表述语汇。这套语汇如此晦涩拗口，以致 当考古学家们津津乐道地运用它来互相交流思想时，旁听者则如坠五里雾中。这恐怕是 导致考古学和其他学科长期隔膜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为了搭建这个框架，考古学家 还必须通过田野考古工作积累起足够的资料，此亦非朝夕之功可举。国外考古学为此花 费了百余年时间，中国考古学的这项工作至今也不能说全部完成了。当整个学科埋头于 这种基础资料的积累和整理时，自然也难在其他层次上展开与譬如文献史学等其他学科 的交流。但这是一个必须经过的过程。
    历史时期的年代框架主要是通过墓葬材料搭建起来的。以若干有明确纪年的墓葬材料 为标杆，再根据墓室形制及随葬品的特点，将其他没有纪年的墓葬单位串联起来，构成 一个年代序列。进而把这个系列和诸如金银器、玻璃器、瓷器、钱币、铜镜、石窟寺造 像、壁画等其他类别的考古资料的分期编年互相参证，从而获得涵盖内容更广泛的年代 体系。
    比较而言，建构史前史的体系，困难要大得多。考古学家必须依靠遗址中不同层位出 土遗物的形制变化情况，对遗址进行分期，再把许多遗址的分期串联在一起，构成一个 地区的比较长时段的年代序列，最后将许多地区的情况排比成一张尽可能完整的总表。 以新石器时代考古为例，自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不久，学术界开始了有关仰韶文化分期 的研究。上个世纪50年代，这项研究扩大到整个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70 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各地一系列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的普遍发现，整个新石器时代
    的历史框架才终于有了比较完整的轮廓。又以三代考古为例，邹衡先生以郑州出土资料 为主，系统研究了商前期的文化分期，再与商后期殷墟遗址的文化分期连接起来，建立 起整个商文化的分期体系。这个分期成为学界认识三代考古资料的主干。此后，向上衔 接起夏纪年范围内的二里头文化分期、向下续接上两周文化的分期，并逐渐将周围地区 的文化纳入相应的位置，遂构筑起整个青铜时代的分期体系。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学引进了以放射性碳十四测年法为首的一系列绝对年代 测年技术，为上述年表标注出绝对年代。这项技术对于缺少纪年资料的史前考古显得尤 为重要。首先，它为考古学家在对一些重要现象进行基本估计时，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时 间深度。例如中国早期农业的出现时间究竟是在12000年前还是8000年前，显然其历史 意义是全然不同的。其次，它所给出的绝对年代数据使人们对各地文化的时间跨度、演 变速率等根本性问题有了全新认识，并在中国新石器文化是从黄河流域起源和向四周扩 散的，还是多起源的这样一些问题上，给人以历史观性的启发。最后，它还使得一些没 有直接关联的文化之间的比较成为可能，例如长期争讼不一的中国彩陶文化的来源问题 ，自从有了绝对年代测碾数据之后，就再无不同意见了。
    大约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就整体而言，考古学搭建历史框架的工作终于有 了阶段性成果。但这项工作并没有完成。近年来，这个方面的一个新动向是动员多学科 力量，综合研究更精细的年代问题。北京大学参与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 代工程”即其代表。这项工程旨在为共和元年以前、商后期武丁以下诸王提出比较准确 的年代；为武丁以前的商前期和夏代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这项工程的完成，使一 直困扰历代史家的这段历史的年代问题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而通过这项研究，考古 学在自己最基础的研究领域开始与包括文献史学在内的相关学科展开全面对话，试图摆 脱“纯考古学研究”的努力，则也是有其学术史上重要之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