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当构筑历史框架的工作进行到一定程度，并据此而形成若干有关历史的宏观趋势性认 识之时，考古学也就在复原和重建历史方面表现出更大的信心。1991年，苏秉琦先生连 续著文，倡议重建中国史前史，其要髓是号召中国考古学研究重点从搭建历史框架的研 究转向这个框架里面的历史内容上来。这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在历史重建中，从此进入到 一个新境界。
    固然，以历史研究为己任的中国考古学始终就有对这个框架内各种问题的追求，早就 尽可能朝这个方向进行着努力。在这个方面，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由于有文献材料的索引 ，容易进入状态，并做出过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今后的历史时期考古，也将继续为 丰富历史各领域的知识而努力。如通过墓葬研究历代丧葬制度，并借此探讨社会等级制 度、政治制度以及窥测社会生活乃至社会心理的变化情况；通过对石窟寺遗址的考古研 究，探讨宗教史、思想史、艺术史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历代都城的考古发现，研究建筑 技术、宫寝制度、城市发展、社会政治生活的历史；通过手工业遗址的考古，探讨社会 经济史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通过丝绸之路、北方草原、中国东南沿海及水下考古， 探讨中外经济贸易及其文化思想交流的历史，等等。即便是史前考古，也关注过诸如不 同阶段的社会形态等问题。但是，只有当历史的框架建设起来之后，考古学才有了对如 何重建中国历史的问题进行整体思考的基础。
    不用说，这个基础对于缺少文献索引的史前考古之于史前史的重建尤为重要。在此基 础上，自90年代以来，中国史前考古学出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化，即形成了若干涵盖 较长时段、涉及多个领域的、具有宏观系统的重大历史课题。目前，这些课题也越来越 吸引着考古学家把注意力从文化史的基础性研究上转移出来，从而起到了带动考古学走 进新阶段的作用。这些课题有：
    1.中国境内早期人类起源与文化起源的探索，中国境内现代人类起源与文化演变的研 究。鉴于人类起源是目前整个世界范围旧石器时代考古所关心的最重大课题，而东亚特 别是中国的考古发现已经成为有关人类起源不同假说争论的焦点，因此，中国考古学界 应当对此作出自己的贡献。
    2.农业起源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以致有人将其称作农业革命，和以后的 城市革命、产业革命并举。中国是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的独立起源地。对它的研究，自 然有其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有关稻作农业起源于长江流域的研究已经取得长足进展 ，澄清了印度阿撒姆--中国云南起源说、东南亚起源说等一些不切实际的推测，并综 合环境变迁、野生稻资源和人类文化演进的互动关系，就稻作农业起源的机制，提出了 “边缘理论”，是中国学界在农业起源问题研究上的重大贡献。但是有关稻作农业起源 过程中的许多细节还有待新资料进行澄清，北方粟作农业起源问题的研究更是迟滞了许 多，皆需要更多的投入。
    3.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社会向复杂化发展，最终形成了国家。自80年代以来，随着 在红山、良渚、石家河等一批公元前3000年以降的新石器文化中发现了一系列城址、高 等级墓葬以及玉器、象牙器等大量精美随葬品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立刻显得迫切起 来了。而如前述，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趋势正是在这个时期所奠定或被强化下来的。对 于整个中国历史而言，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重要性自不待言。在过去的十几年里， 有关文明起源的研究已经在几个方面取得相当的进展：内蒙古长城地带、四川成都平原 龙山时代城址的考古新发现，扩大了研究该问题的空间范围；湖南澧县城头山、河南郑 州西山等早期城址的发现以及对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社会发展水平的重新认识，有可能把 若干文明因素的起源更向前追溯至公元前3500年前后；在各地文化多元演进观点的引领 下，以及随着对各地文化之社会内涵及其差异的研究日益深入，促成了文明起源研究从 文明要素的界定到文明化的一般过程的比较，再进而在针对某一地方文化的历史过程进 行个案探讨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和综合的研究动态。沿着这个方向，将有助于更好地阐释 中国文明的本质、特点以及在世界文明上的地位等根本性问题。
    4.夏商周三代考古已经在各族源及其关系，年代框架的建设，以都城为重点的中心聚 落的揭露和研究，结合文献材料考察三代礼乐制度、营国制度、埋葬制度以及中原文化 与周边文化的关系等方面积累了大量专题性或个案式的研究成果。但一度缺少如何将它 们综合成一个体系的角度。继中国文明形成之后的早期发展，或早期中国的问题，则充
    当了统领新时期三代考古核心课题的角色。这个问题不仅涉及三代的社会经济、重要资 源的控制与分配、社会结构和等级、阶级关系、社会制度、国家组织形式等诸多领域以 及它们在三代更替中的损益变化情况，同时还要根据已有考古发现基础上达成的多元演 进的基本认识，深入探讨在各地方文明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中的一体化发展，直至最终 建立秦汉帝国的历史进程。事实上，三代早期国家和此前基于农业经济的文明起源本身 就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从这个角度，张光直先生主张应当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建 设一个新的先秦史体系。
    上述新的研究课题，无论其深度还是广度，皆远远超过了物质文化史研究阶段，旧有 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也就不再满足需要，从而在考古界内部引发了对新技术方法的热 切追求。90年代以来，传统的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正在被改造、充实和提高，以满足新 课题的需要。诸如聚落考古等一些过去开展得不很普及的研究方法，由于在探讨由人们 各种行为组成的社会活动景观方面有特别的功效，正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和采纳。环 境考古、动物考古、实验考古、航空考古、水下考古、民族考古等诸多在国外首先开发 出来的新的研究方法正在被引进中国考古学中。考古学家还越来越主动地向天文、地质 、地理、生物、化学、物理、数学、计算机辅助分析、遥感、全球定位和地理信息系统 等自然科学或应用技术领域寻求考古资料分析技术的支持，并正努力将这些技术组合起 来，以形成解决某些特定课题目的的有效方法。为了尽可能全面把握历史，考古学还加 强了与文献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联系，以便获得更多的研究视 角和理论启发。总之，考古学在其研究体系的各个层面，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繁荣建设 。与此同时，考古学变得越发地开放，越发地谦虚，越发地虚怀若谷起来，成为当前的 一个显著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