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必须指出的是，奠定奥斯卡·汉德林在美国移民史研究领域领军地位的主要不在于他的众多论著和宽泛的研究范围，而是他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开了一代学者之先河。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史学关注的是“伟人和突出事件”，即托马斯·C·科克伦所谓的“总统综合”，而不是人民大众，更不要说是移民了。因而移民史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忽视的课题。在19世纪，历史学家即便在著述中涉及移民问题，也往往是泛泛而谈移民的来源和对外来移民的态度，更多关注的是来自西北欧洲移民，而对于世纪之交来自东南欧和亚洲的“新移民”大加指摘和排斥。宗教、文化和语言等多种因素，决定了新移民难以迅速与美国社会融合和同化。时值达尔文物种进化论传入美国，不少学者强调“种族优越论”，很多历史学家也站在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立场上看待外来移民。虽然后来开始有学者承认移民是美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他们的论述总体来说是肤浅的，不仅同样表达了一种种族偏见，而且关注的是早期殖民者或参加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的德意志人和爱尔兰人。
    诚然，少数民族移民及其后裔有涉及移民史研究的，但由于他们的著述往往充满对本族裔的关爱和对排外主义者的憎恶，并且出于反击主张限制移民者的攻击的需要和对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是美国主流文化看法的挑战，因而虽然他们努力发掘了大量资料详细叙述前人为美国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却不免带有偏见和袒护，何况他们所关注的也往往是本族裔中的少数精英。
    历史学家的淡漠将这个领域留给了社会学家。东南欧洲移民的大量涌入构成了后者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但他们的著述绝大多数同样表达了对新移民群体的种族偏见。即便有一些社会学家对外来移民持同情态度，通过对移民家庭和社区生活的大量研究对这个课题提出了新认识，但他们的著述往往缺乏历史透视，更没能把移民理解成一个可以追溯到美国历史开端的社会过程。
    进入20世纪，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历史。他们开始注重群体历史，力图勾画大批人或社会群体的行为。边疆学派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J·特纳较早地将移民问题纳入研究视角。特纳强调边疆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认为西部边疆的不断探索和征服“促进了一个混合性民族的形成”，在边疆的熔炉中，“移民被美国化”，因而成为较早提出同化外来移民的历史学家，尽管他并没有具体提出同化移民的措施抑或方法。詹姆斯·H·鲁滨逊、老阿瑟·M·施莱辛格等人同样为美国移民史研究作了舆论准备。鲁滨逊主张用多元论研究历史，施莱辛格则在他1922年出版的《美国历史新论》中明确提出移民是美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他们并没有将这些看法进一步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
    第一个提出将移民作为历史研究一个领域并着手进行研究的是马库斯·李·汉森。汉森1927年发表于《美国历史评论》的论文《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美国移民史》通常被视作全面论述移民问题的“纲领性文件”。[8]（p.143）同汉德林一样，汉森在导师特纳的指导下开始研究移民。受导师影响，汉森将移民看作“西进运动的补充”，“把美国看作欧洲的边疆”，因而认为美国移民史研究必须始于欧洲。汉森将大量时间用于收集欧洲档案馆的材料，计划写一部从詹姆斯敦到20世纪的3卷本移民史专著。可惜天不假年，汉森只完成第一卷部分手稿便去世了。经施莱辛格修订，该书于1940年出版，书名为《跨越大西洋的移民，1607-1860》。汉森在书中分析了“殖民者”与“移民”的区别，论证了迫使欧洲移民大规模迁徙美国并非主要是政治或宗教原因，而是社会和经济原因。汉森的研究挑战了许多传统观念，但由于他所引用的资料主要是官方的或上层的文献资料，而不是移民自身的素材和想法，因而使之“依然模糊不清和毫无差别”。他强调移民的欧洲背景，却没有对美国方面进行同样详尽的论述，并缺少移民对美国社会影响的全面论述。[4]（pp.244-245）
    因此，汉德林在施莱辛格指导下开始他的博士论文写作时，实际进入的是美国历史学家刚刚开始耕耘的一片处女地。前辈学者和同仁虽然已经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工作，但是这项课题错综复杂的全部内容还有待揭示，更何况当时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老移民群体，尤其定居在中西部农村的移民群体，很少有人深入细致地研究大量涌入城市从事工业建设的更为庞大的外来移民，更少有人用社会学概念来说明某个城市社区对大规模移民压力的反应方式，这就给汉德林的研究留下了极大的空间。
    （四）
    汉德林对美国移民史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帮助开发并拓展了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还在研究中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识，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拓展研究资料以及运用全新的叙述模式和语言。
    首先，汉德林在研究中提出许多不同于传统看法的独到之见，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受到同行的首肯和赞赏，尽管他的不少看法引起激烈的争论乃至尖锐的抨击。笔者以为，这正是汉德林对美国移民史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学者们在对他论点的争论和批评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一步深入乃至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视角。例如，在《闯荡自由世界》中，汉德林提出排犹主义发端于19世纪90年代，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60或70年代，并尖锐地指出平民党运动中存在排犹主义因素。这些看法引起了学者的争论。约翰·海厄姆、弗雷德里克·贾勒等甚至怀疑他所运用的资料的真实性，并对他的论断提出质疑。不过，汉德林的论说触发了美国20世纪下半叶另一位重要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浓厚兴趣。霍夫施塔特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改革的时代》中考察了平民党运动后发聋振聩地指出，平民党运动是一次重要的改革，为美国政治做出了“最具建设性的贡献”，但存在着“严重的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和“排犹主义”。[10]（pp.6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