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汉德林关于早期黑人地位的论说一再引起学者质疑。按照奥尔登·T·沃恩的计算，在弗吉尼亚，70％的黑人是奴隶，而不是汉德林夫妇所谓的黑人仆佣。[11]（p.354）。卡尔·N·德格勒则在他的《今从史出：塑造近代美国的各种力量》中提出了与汉德林夫妇“截然相反的看法”。德格勒认为，虽然有大量事实证明，弗吉尼亚和马里兰17世纪60年代之前的记录很少提及“奴隶”，而主要谈论的是“黑人”，但这并不表明那儿不存在事实上的奴隶制度。[12]（p.469，pp.29-30）汉德林关于种族主义是奴隶制度的副产品而不是原因的看法同样受到尖锐的批评。温思罗普·乔丹撰文称这种看法难以令人信服，并且针锋相对地指出奴隶制和种族偏见同时产生，两者经常相互作用，并在其重要论著《白人凌驾于黑人之上：美国人对黑人的态度，1550-1812年》中系统地论述了他的观点。
    其次，汉德林在研究中大量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由于移民史研究在美国20世纪中叶尚处开拓阶段，汉德林大胆参考借鉴了在该领域走在前面的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并成功地将它们运用到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去。《波士顿移民》研究的是一个“不仅被忽略而且没有系统阐述的领域”，汉德林“在运用社会学概念于一种复杂的历史问题中表现了高超的技艺”，因而被视作美国历史编撰中的一个里程碑。[4]（p.248）在描述波士顿如何从一个有着同质文化人口的商业中心，转变成被群体冲突弄得四分五裂的工业大都市的过程中，汉德林借鉴了二三十年代社会学家们的社区研究模式，如罗伯特·帕克在城市化研究中对芝加哥继大量异质人口进入相对小的区域之后所出现的社会解体、社会控制和社会重新组织的循环研究、埃弗里特·斯通奎斯特在《边缘人》中对各种亚文化群体文化和心理的考察……汉德林认为类似研究说明了将社区作为有机整体进行研究的重要意义，虽然他充分认识到社区研究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更为困难。
    还有学者批评汉德林用社会学“对称模式”理论来解释复杂的历史，而没有对“每一个种族群体与众不同的文化特点及这种特点对他们在新世界的调适方式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弗兰克·西斯尔思韦特指出，移民潮流极其复杂，而非全都来自于欧洲农村，况且欧洲本土居民原本就有在国内或在欧洲国家之间移居的传统，因此很多移民来自母国以外的其他地方--如来自德国的波兰人、来自法国甚至南美的意大利人。这些人是有经验的旅行者，在到达美国之前他们的农民意识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然而不可否认，虽然汉德林的研究视角并不是全新的，因为一些社会学家，如威廉·C·史密斯和汉尼巴尔·G·邓肯分别在他们的研究中作了同样的探索，（注：参见：William C.Smith，Americans in the Making，New York，1939，Hannibal G.Duncan，Immigration and Assimilation，Boston，1933。）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移民显然缺乏历史深度，更何况还没有人尝试重构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迁徙的千百万人的生活。用罗纳德·塔卡基的话来说就是，汉德林“提供了使人耳目一新的修正主义，为研究普通民众而不是君主和总统铺平了道路”，“启发下一代历史学家考察诸如费城工匠和波士顿爱尔兰移民的群体”。[13]（p.6）
    再次，汉德林的移民史研究大大拓展了史学研究可利用的资料。
    从第一部著作起，汉德林就不囿于史学研究者传统的资料，而是大量运用了传统资料之外的其他原始资料，如各移民群体办的报纸、政府文献和社区卷宗、小说等。
    在汉德林看来，移民报刊记载了移民活动，反映并影响了移民对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所进入的社会的看法，因而比任何其他资料更能反映阅读者的内部生活。他甚至将移民报刊视作“关于移民文献的最丰富的储藏”[4]（p.246）。政府文献和社区卷宗同样使汉德林深受裨益：他从联邦、州和地方的人口普查资料中发现了历史学家未曾充分利用的大量社会资料。政府卷宗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方方面面的信息--公众健康、教育、住房等。移民小说则为汉德林展现了关于移民生活和心路历程的生动故事。
    这些资料运用同样引发了同行们的批评。如有学者指出，在各种外文报刊中，也许只有纽约市的意第绪语报做得比较好--因为不少移民群体无办报能力或阅读能力。也有人提出即便是意第绪语报刊，作为历史资料也是有限的，因为编辑们为了吸引读者往往不适当地强调并夸大色彩和戏剧性。还有学者认为“汉德林的论据来自于原始户口调查表和简单的数字统计，因而主观印象的痕迹很重”，而他引用波士顿《向导报》连载的安娜·汉森·麦肯尼·多尔西的小说来说明爱尔兰人对诸如宗教、社会阶层和种族关系的态度的证据也不甚妥当，因为多尔西夫人只不过是马里兰一个古老家庭的成员，尽管她取了个爱尔兰名字，实际上并不是爱尔兰人。但是这些批评和指摘并不能抹杀汉德林在这方面的探索，而是促使历史学家们在相关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在汉德林研究的启发下，越来越多的历史资料被发现和运用，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得到充分的论证和阐述。
    最后，汉德林在他的移民史研究中运用了全新的叙述模式和语言。
    汉德林的许多研究著作没有采用历史学家传统的呆板枯燥的写作方法，而是形象生动明晰，乃至不乏幽默感，再加上他对历史不同寻常的感悟力和对人的关注，使著作真挚感人，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如他在《离根者》中关于18世纪欧洲移民在母国田园般的生活方式、漂洋过海的艰辛和实现美国梦的苦难历程。一些文章指责汉德林的论著大多过于简单以迎合非专业读者，另有文章批评他的著作没有注释，因而缺乏可信度。但是，即使最严厉的批评者也不否认，汉德林的研究和著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美国史学研究的对象和受众。
    汉德林的种种探索和研究，促使后学深入他所进入的每一个领域去考察他的重要假说。他的研究本身也成为后学楷模：《波士顿移民》“为一代移民历史学家建立了一个标准”[14]（p.86）、《哈佛历史指南》被推崇为“美国历史领域最具权威的文献学工具书之一”、他与约翰·伯查德合著的《历史学家与城市》则被认为“对美国历史新兴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汉德林在美国社会史，尤其是他关于移民的重要性及其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研究更被称作“里程碑式的贡献”。[1]（pp.194-197）对于汉德林来说，移民不仅仅是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是理解美利坚文明的关键。精到的论见和卓越的研究使奥斯卡·汉德林在美国史学界享有弗雷德里克·特纳和查尔斯·比尔德同样的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