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突厥斯坦边区和草原边区预计征调夫役共计近50万人。究竟如何实行征调？当时殖民当局拟定了两套方案：一是在和平的条件下征调，二是在有反抗的情况下征调。事实上，殖民当局本身也不相信会有和平局面出现，因此它更多地倾向于采取第二种方案。例如，撒马尔罕省督军向各县县长下令，在接到征调令后，务必在居民中挑选宣传员，万一遇到反抗则实行强制性征调。[1]（P.194）仅撒马尔罕县一县，为实行征调就筹建了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哥萨克骑兵连。外里海省省长在“关于从当地土著居民中征调夫役的问题”会议上，建议各县县长，如果居民不执行当局提出的征调要求，要采取强制措施，即实行逮捕或使用武力。[2]（P.30）在外里海省德詹县县长比亚罗诺维奇制定的《强制征调夫役计划书》中，决定创建征讨队。该计划第二条的《执行行动》规定：“县长或副县长及警察局长（本地区的）将带领不少于半个步兵连、半个哥萨克骑兵连并配备枪炮、一名医生、两名医士、四个卫生员及若干担架和绷带等用品的讨伐队，同时带上村长及翻译到指定的阿乌尔（注：俄文аул，高加索、中亚等地的山村。），命令骑兵侦察班从四面包围村庄，每个侦察班四人，选择较为合适的地点安排持枪炮的步兵对准阿乌尔，要求村长告知村民到讨伐队指定的地方集合。”[2]（pp.31～32）在两边区的其它地方，当局也大抵都是准备如此征调夫役的，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另外，征调夫役的政策并不公平，具有非常明显的等级差别。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局解释沙皇令的细则中看出来。细则规定，各乡、各村及各阿乌尔管理机构的公职人员、骑手（武装护卫队）、神职人员、“荣誉公民”及其他有产阶层居民，免于征调。[2]（pp.28.33.44.50～53）内务部部长赫沃斯托夫给图尔盖省督军也作了同样的阐释。根据这些细则，在当地行政机关任职的所有“异族”、宗教学校的学生等免于征调。除此之外，殖民当局下令，任何一位土著都可以雇用他人来顶替自己去后方做工。这条规定无疑为殖民当局和“土著”行政机关徇私舞弊和暴力欺压民众打开了方便之门。
    在很多地方，殖民当局和土著上层利用被免于征调的夫役大发横财。在此，我们只需举一个实例便足以证明。来自阿克纠宾斯克县第一布尔丁斯克乡第二、三、八、九和十一阿乌尔的19位哈萨克夫役，受雇于一位叫乌捷甘·穆克诺夫的雇主，在雇主的申请下，这19人被免于征调，留下来为军队供应粮草。根据雇主和雇工双方签订的协议，雇工应压制2.5万普特（注：俄文нуд，又译俄担。1普特相当于16.38公斤。）的干草料，由雇主穆克诺夫卖给军队。要知道压制干草料的方法是非常原始的，需要大量劳动力和高强度的劳动，然而雇主支付给雇工的酬劳不过每普特5戈比。[1]（P.217）而阿克纠宾斯克县布尔丁斯克乡第十阿乌尔受雇供应军需草料的哈萨克雇工，向远在30俄里以外的火车站运送2万普特的干草，仅收入6戈比/普特。[1]（P.332）以上事实表明，沙皇征调夫役令的颁布及其实施，将沉重的负担压到了劳动大众的肩上。然而，剥削者在行政当局的庇护下，不仅免于被征调，而且大发不义之财。所有这一切进一步加强了民众对沙俄当局的村长、乡长和从事剥削的上层人士的仇恨。
    以下我们将集中引用1916年7月15日出任突厥斯坦边区总督和军事指挥官的А。Н。库罗帕特金的言论，评述1916年中亚起义的起因。
    А。Н。库罗帕特金上任总督后，很快于7月26日向总参谋部递交了一份专门报告。它在报告中指出，起义的原因之一就是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实施沙皇令时操之过急，尼古拉二世为此作过如下批示：“同意（上述看法--作者加）。谨提醒不要采取那种仓促而欠考虑之措施。”[2]（P.54）沙皇不得不承认自己法令的破产。А。Н。库罗帕特金在致陆军部的报告中写道：“6月25日沙皇关于征调夫役的公告……给逐渐和早已对俄国统治秩序不满的运动以推动。如果没有先前的那些不满……毫无疑问，对征调夫役令的抗议还不至于以这种叛乱的方式表现出来。”[1]（P.201）
    А。Н。库罗帕特金在呈尼古拉二世的奏疏中更为详尽地呈报了1916年中亚起义的原因，他指出：“毋庸置疑，叛乱的借口和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号召突厥斯坦土著提供夫役的命令。这个号召提供夫役的命令传达得又如此之快，以致将当地居民和边区行政机关置于窘境之中。”[2]（P.93）库罗帕特金进一步指出起义最直接的原因“除了引起土著叛乱的一般原因之外，还有近30年来突厥斯坦土著各集团中对自己状况不满的积累。[2]（P.94）在谈及吉尔吉斯人起义最重要的原因时，总督没有否认沙俄当局移民政策给中亚所带来的极其严重的后果，他指出吉尔吉斯居民被夺去了大面积土地，其中部分土地是其生活必不可少的。这些剥夺的土地被用来组建俄罗斯人村镇、牧场和惟一的国有领地--官方林场。在土库曼，水的问题也是引起当地居民极大不满的原因之一，还有暗探局的暴行同样也激起了土库曼人的愤怒。
    А。Н。库罗帕特金的言论对于我们认识1916年中亚起义的原因，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位突厥斯坦边区总督基本上指出了最尖锐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存在于突厥斯坦边区和草原边区残酷的军事和殖民政策所引起的严重后果的问题。
    1916年中亚起义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前提[5]，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不再赘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亚广大民众身上早已加剧了的社会和民族压迫，因在边区“异族”中征调夫役而进一步加深。1916年6月25日沙皇令的颁布便成为这次起义的最直接原因，因为它触动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根本利益和最起码的生存权和自由权。在中亚，多年来压在许许多多民众身上的无数苛捐杂税，本来就已使他们的物质状况日渐恶化，而掠夺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又让他们的这种状况每况愈下。战争成为他们最憎恨的对象，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远离出生地、前往前线做苦力的愿望。这就是当局在下发了第一批《关于立即编制年龄在19～43岁之间男性土著花名册》的命令下达后马上引起居民愤怒的原因所在。撒马尔罕省督军雷申将军写道：“骚乱在高涨，斗殴和杀害一忽儿在这儿，一忽儿在那儿，当地政府的劝说和训诫丝毫不起作用，他们的解释更无人相信，现在，所有这一切将最终以反对俄国政府的公开暴动的形式表现出来。”[2]（P.161）库罗帕特金承认：“随着征调夫役令的公布，叛乱开始了”，并且席卷了一省又一省。
    1916年中亚起义终于在诸多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在1916年6月25日沙皇征调“异族”夫役令的直接刺激下爆发了。
    原文参考文献：
    [1] X.T.吐尔苏诺夫。1916年中亚和哈萨克斯坦起义[M].塔什干：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出版社，1962.
    [2] 1916年中亚和哈萨克斯坦起义（文献汇编）[M].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0.
    [3] 孙成木，刘祖熙，李健。苏联通史简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 帕尔哈提·阿帕尔。1916年中亚民族大起义以及其历史意义[J].中亚研究（新疆社会科学院），1986，（3～4）。
    [5] 万雪玉。1916年中亚各民族起义原因探析[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