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可以看出，班纳竭力主张恢复和实践伊斯兰教初期的教义和政治，其思想呈现出鲜明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特征。在目标实现途径上，具有渐进性；在具体实践上，又不乏灵活性。如班纳激烈反对党派制，但又和许多政党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自己也曾两度（1941、1945年）竞选议员，但均被取消候选人资格。
    2.哈桑·班纳思想的渊源有多个方面：
    （一）班纳的思想萌发于其早期受到浓厚的宗教意识影响
    班纳1906年10月14日出生于埃及布海亚拉省马赫穆迪亚村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家庭，其父为当地一清真寺的伊玛目，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之一的罕伯里派，该派以严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训著称。在父亲的影响下，班纳年幼时即熟读《古兰经》，对伊斯兰教产生了浓厚兴趣。在拉沙德宗教学校上学时，受校长谢赫·穆罕默德·扎赫兰的影响，阅读了大量宗教书籍，掌握了伊斯兰教知识。17岁时，班纳到开罗的达尔·乌鲁姆大学学习，在其心灵深处萌发了复兴伊斯兰教的强烈责任感，决心“以18世纪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如瓦哈比运动）和19-20世纪伊斯兰民族主义者前辈为楷模，关注穆斯林社会的复兴模式……向现代社会提供思想意识和组织上的伊斯兰反应”[2]（P157）。自幼受家庭熏陶、系统的宗教教育及个人对宗教的浓厚兴趣，使伊斯兰教在班纳的脑海中扎下了根。他认为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社会制度与价值体系，能为穆斯林提供全方位的“答案”。伊斯兰教不只是班纳判断事物的出发点，还为他提供了思想来源和方法，如他的著作中大量引用《古兰经》经文和圣训来论证其主张的合理性。在虔诚的穆斯林看来，班纳《古兰经》式的语言风格，无疑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容易引起穆斯林的强烈共鸣。
    （二）班纳的思想是他对困扰穆斯林社会的时代难题--传统与现代化的剧烈碰撞作出的回应
    班纳生活的时代，穆斯林世界已全面衰落，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土耳其推行世俗化改革，废除哈里发制，取消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引起全世界穆斯林的震惊和失望。在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迅速发展并建立了以色列国。在埃及，一战后民族主义运动高涨，获得了半独立地位，实施了宪政。但在英国与埃及国王的干预下，宪法数度被中止，内阁接连垮台。1936年的民族主义运动，虽迫使英国撤军，但据《英埃同盟条约》，英军仍有权驻扎在苏伊士运河区。1942年英军包围王宫迫使国王让亲英的华夫脱党组阁，彻底摧毁了宪政。“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战败，以色列的成立，埃及在摆脱英军占领上显得继续无能为力，以及众多的失业、贫困和腐败，使得人民对自由民族主义所抱的最初的信念动摇了。”[2]（P156）在这王朝丧失威信，政党毫无信誉，社会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穆斯林民众固有的宗教意识和宗教热情被唤醒，这为班纳倡导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的兴起与传播提供了肥沃土壤。
    班纳所处的时代，传统与现代化的剧烈碰撞深深困扰着整个穆斯林世界。埃及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就是这一矛盾的绝佳注释。1798年拿破仑入侵及其在埃及的改革，使现代化开始突显于埃及社会面前。随着西方殖民侵略的加深，埃及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埃及发展的时代难题。19世纪上半叶的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就是埃及现代化道路的第一次探索，但改革以失败告终。此后的埃及统治者，特别是伊斯梅尔，将欧化作为实现现代化之路。但欧化改革不仅未能实现埃及的强国梦，反而使埃及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深渊，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更趋激烈。
    在上述社会背景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富汗尼、阿卜杜等在埃及宣传并实践伊斯兰现代改革主义。伊斯兰现代改革主义主张协调伊斯兰教与民主、科学的关系，在不危及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宗教改革迎接西方的威胁与挑战，推动穆斯林国家的现代化历程[9]。但伊斯兰现代改革主义并没有使埃及实现伊斯兰传统与现代化的协调，现代化与传统的矛盾依然困扰着埃及社会。
    面对传统与现代化的剧烈碰撞，班纳深入剖析了穆斯林国家衰落的原因：穆斯林在财富、权力问题上的政治分歧和冲突；背弃伊斯兰教义的教派、部落冲突；统治者的腐化堕落；政治权力落入未真正理解《古兰经》要旨的土耳其人和波斯人手中；专注与理论哲学研究，忽视实践；部分民族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等[3]（P221）。总之，班纳认为穆斯林国家的衰弱源于自身的缺点，而根本原因在于背离了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班纳并不拒绝现代化，但他认为西化主义、伊斯兰现代改革主义与世俗的民族主义均已失败，都未使埃及实现现代化，而真正的现代化之路在于回归伊斯兰。班纳所主张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是试图以伊斯兰教来解决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探寻埃及新的现代化之路。
    （三）班纳思想的形成深受阿富汗尼、阿卜杜、里达等伊斯兰现代改革主义者思想的影响。
    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卜杜和拉希德·里达是伊斯兰现代改革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卜杜、里达继承了阿富汗尼的思想。这三位伊斯兰现代改革主义者对穆斯林前途与命运的关注与革新精神，深深激励着班纳对穆斯林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他们的思想与实践，也为班纳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营养，其主要影响在于：
    第一，关于穆斯林世界的现状与未来之路。阿富汗尼、阿卜杜等对穆斯林国家的衰弱痛心疾首，认为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伊斯兰思想僵化、原旨教义被曲解，穆斯林国家要获得新生，必须恢复伊斯兰教的真精神。班纳的看法与此一致，他认为穆斯林所处的困境是由那些不能完全遵照伊斯兰准则行事的穆斯林引起的。穆斯林社会的复兴，必须从号召全体穆斯林全面恢复或重新摆正他们的信仰做起，也就是要在安拉的正道上获得新生。但对于如何恢复伊斯兰的正道，班纳没有接受阿富汗尼、阿卜杜将民主、科学等西方价值观念与伊斯兰教相协调的观点，而是更多地认同了里达的主张。里达拒绝一切西方价值观念，强调回归和实践第一代穆斯林的统治制度，恢复哈里发制，班纳对此全部予以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