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分析日本政治思潮和社会思潮时，国内学者经常使用“新民族主义”这一概念，把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的民族主义称为“旧民族主义”，把90年代的民族主义称为“新民族主义”，并赋予这个所谓“新民族主义”以大国主义、皇国史观、否认侵略战争等内容。
    在日本，学术界很少使用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经常使用的是外来语“ナッョナリズム”。这个单词有“国民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三重含义，日本学术界很大程度上是在前两种含义上使用这个单词的。与“新民族主义”概念相近的单词也是“ネオ·ナツョナリズム”，为一桥大学学者渡边治较早使用[1]（P4）。这表明，日本民族主义的研究还没有引起日本学术界高度重视，甚至有些日本人认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战争期间的极端民族主义遭到毁灭性打击，因此日本根本不存在民族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是否出现于上个世纪80年代？如果不是，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有哪些表现形式？和90年代的民族主义有什么关系？把90年代以来的日本民族主义概括为“新民族主义”是否妥当？这些问题对于了解和认识日本极其重要。本文追根溯源，通过考察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再兴起及其演变，力图回答这些问题。
    一、战后初期形成的民族主义思潮
    日本属于传导型现代化国家，明治维新前内部现代性因素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为了富国强兵，摆脱民族危机，进而追求大国地位，强行启动现代化。可以说，民族主义是明治维新和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精神动力。这种民族主义既有积极意义，推动了日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又因为借助于传统文化，包含了大量非理性因素，具有强烈的民族利己主义色彩。在民族主义形成过程中，有过几种不同的探索，但最终明治政府运用权力确立了国家主导的民族主义。
    20世纪上半期，法西斯把日本民族主义中的糟粕发挥到极致，以日本民族优越论、民族沙文主义为核心的极端民族主义弥漫于整个社会，最终把日本民族拖入灾难的深渊。有人根据这种民族主义的特点将其称为“复古主义的民族主义”。
    侵略战争的失败使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的迷梦最终破灭，日本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沦为三流国家。从表面上看，日本好像已经失去了民族主义存在的前提条件，实际上却不然。
    在战败后的特殊历史环境下，战争期间的极端民族主义或者说复古主义的民族主义暂时销声匿迹，但没有得到认真的清除。而且，整个日本似乎回到了明治维新前的状态，面临国家如何重建，现代化如何重新起步的问题。渴望民族重新崛起成为战败后日本民族主义情感的主要内容。
    民族主义包括民族的自我认识、民族象征的认同、对其他民族的认识、本民族在世界上位置的认定等问题。在被占领前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日本作为战败国，成为失去了独立的三流国家，不可能过多关注对外认识，甚至有的日本人竟认为“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比日本好”。因此民族主义首先在对内认识上展开。战败的事实证明，依据极端民族主义推进日本发展的道路行不通。不同社会力量从各自的立场、角度和理念总结战败的教训，探寻日本再生之路，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
    首先是保守势力的民族主义。保守势力一定程度上批判军部，但坚决维护天皇制。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吉田茂在战败后不久所写的一封信中说道：“如果恶魔也有儿子，那无疑就是东条。应该说到现在为止，我方的败法也是古今东西从未有过的，败得出色。重建皇国的趋势自然蕴藏于此，应该切除这个政治之癌--军部，可致政界明朗，昂扬国民道义，外交面貌一新。而且若能振兴科学，招引美资，重新恢复财界，遂使帝国之真髓进一步发挥，因此战败也未必是一件坏事，而是雨后的天地更有佳处。总之，事态如此顺利发展，在于圣断结束战争。不胜感激圣上如此勇断，诚乃皇天不舍我也。”[2]（P430）
    这段话典型地反映了保守势力的思想。毫无疑问，保守势力的目标是复兴日本，一定程度上也否认法西斯军国主义道路，但是没有深刻反省日本之所以战败的原因，依然力图“重建皇国”，继续把天皇作为民族的象征，尊崇天皇。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以吉田茂为代表的战后保守势力主流即“保守本流”的路线。
    应该看到，保守势力的民族主义并未局限在保守政党范围内，他们拥有很大的市场。著名学者和辻哲郎、津田左右吉等人也持有这种观点，有人将柳田国男也列入其中，并称其为“战后保守主义的原点”[3]（P27）。这些人大多在战前就已经奠定了知识文化界的权威地位，具有一定的自由主义思想，强调个人为主，政治为从，其中有些人曾坚决反对法西斯独裁，甚至受到镇压，但是他们又具有一定的日本文化优越论的思想。
    在战败后的反思中，他们一方面批判军部法西斯，把战争和战败的责任完全归于军部；另一方面充分肯定法西斯统治之前即战前的日本，主张结束法西斯统治，回归到战前。他们推崇日本的传统，特别强调天皇的崇高地位，主张保持天皇制，认为国家不是阶级统治工具，也不是社会契约，而是民族有机体。因此，他们反对急剧的变革，反对当时高涨的群众运动[4]（P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