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世界中世纪史在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出现了一些令人欣慰的新变化与新趋向。2002年姚玉民、舒建军二位学者发表了《新世纪之初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一文（姚玉民、舒建军：《新世纪之初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世界历史》2002年第6期），对我国21世初的世界史的研究状况作了概述。为了节省篇幅，凡是上文提到的一些研究动态，本文不再赘述。
    下面仅就笔者所知道的近几年来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的研究状况的新动态加以综述，涉及的内容有：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新动态；政治文化史新视角；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研究的新动向；国别史、世界通史研究的新气象等等。因为篇幅的限制只对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新动态问题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其他几个问题从简。由于资料收集所限，因此本文的论述难免挂一漏万，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新动态
    最近几年，将经济史和社会史进行综合研究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目前在西方，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发展势头强劲，正在形成一门成熟的学科，代表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正如侯建新所指出的，“经济-社会史在西欧颇有学术渊源，而新一代经济-社会史学家的出现则在西方史学界代表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至今方兴未艾。经济-社会史的英文原文是‘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所以准确的翻译应是‘经济与社会史’，或‘经济-社会史’”（侯建新：《经济-社会史：整体的和民众的历史》，见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9页。“经济-社会史”这一译法是齐世荣先生在天津2001年9月13～16日召开的经济-社会史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来的）。
    关于经济-社会史的界定，学术界至今尚未形成一般意义上的严格概念。侯建新认为：“经济-社会史即是，从个人特别是普通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出发，从经济与社会的互动中叙述和诠释社会的发展与不发展。”（侯建新：《人文的和整体的历史：西方经济-社会史初论》，《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第22页）
    在西方史学界，经济-社会史的发展历程可谓源远流长，其学术渊源可以追溯到16～17世纪的经济史。19世纪之后，经济史在西欧史学界日益普及，首先是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开设了经济史课程。随后，西欧其他国家，如法、德，和美国，也开设了类似的课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者将经济史与社会史联系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比如英国的历史学家托尼（R.H.Tawney）在他所著的《十六世纪的土地问题》、《乡绅的兴起》和《社会生活》等著作中，就将经济史与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与此同时，法国的年鉴学派也提出研究经济史要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观点。这个学派的创始人布洛克和费弗尔将他们创办的杂志定名为《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此学派对西方“新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济-社会史在研究的侧重点上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着重研究经济史的问题，以美国学者迈耶（J.R.Meyer）和康拉德（A.H.Conrad）为代表的计量史学派将数学某些方法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掀起了“计量革命”。但是，到了70～80年代，西方学者们对计量史学的研究前景产生了质疑，他们认为计量史学方法不能使史学成为“科学”。为了摆脱困境，西方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起又强调研究社会史的重要性，主张将社会史与经济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加深我们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西方学者出版了大量的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论著。
    目前，经济-社会史在西方学术界从学科教育体系角度来看，它正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前景十分看好。我国传统的史学虽然以政治史为中心，但是古代某些杰出的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还是相当重视经济和社会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这在其他国家的史学史上是很罕见的。（齐世荣：《可喜的创新之路》，见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18页）就这点来说，我国古代史学家还是要高于西方古典史学家一筹的。当前，我国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西方经济-社会史的新理论、新方法加以引进，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近年来，我国的世界中世纪史的学者除了对经济史和社会史进行综合研究外，还对传统的经济史、社会史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并获得可喜的成就。
    在经济史研究方面，马克垚《论地主经济》一文对世界性的“封建地主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研究成果使人耳目一新。他认为，世界各国的历史虽然千差万别，但在大致相同的经济条件下，有其大致相同的发展规律。地主经济是封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主经济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封建地主的消费需要。它存在着一种二元结构，即自然经济部分和商品经济部分。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封建地主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等问题。再则，在肯定了封建主和农民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上的作用之时，如何认识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否能够满足人口增长的要求，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垚：《论地主经济》，《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第4页）
    陈曦文、王乃耀主编的《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研究》一书，对16～18世纪中叶的英国经济史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作者指出：16～18世纪中叶是英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的时期。在这个双重的历史过渡时期，英国无论在经济发展方面还是在文化思想意识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英国一跃而成为称霸世界的头号工业强国。《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研究》着重探讨这个时期英国经济的发展和变革问题，认为它是社会转型的物质基础。作者指出，这时期英国经济发展的特征是：乡村工业的发展、商业的扩张、农业生产的变革和政府财政改革等。（陈曦文、王乃耀主编；《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刘景华在《转型时期西欧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和消极作用》一文中指出：在西欧传统自然经济向近代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在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商业和商人资本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但是，对商人资本的作用应该有辩证的认识，在充分肯定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积极意义的同时，不能忘记它存在消极性的一面。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工商业特别是商业贸易最为发达的意大利、德国和荷兰等地，反而难以较早和较快地实现向资本主义化、工业化的全面过渡了。（刘景华：《转型时期西欧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和消极作用》，《世界历史》2002年第2期，第56～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