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的《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专著，以新的视角诠释了资本主义起源这个国际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问题。作者以总揽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眼光，应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坚实具体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构筑成了宏大的资本主义起源理论体系，即原生型的资本主义和非原生型的资本主义。西欧国家大体上属于前者，其特点是一种刚性体制。在这个体制中，社会等级和身份制严格，社会流动不易，看似稳固，实则应变能力极差，一击即溃；日本和亚、非、拉的一些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属于后者，其特点是一种弹性体制。在这个体制中，社会缺乏严格的等级制度和身份制，纵向和横向社会流动都可以进行，权力结构可以变化，权力的行使方式也灵活多样，所以这种社会的应变能力很强，遇到危机可以自我调整，从而长期存活下来。而在刚性体制中，权力结构固定，权力行使方式也僵化，由此各权力之间出现了空隙，便于体制外的异己力量滋生成长，再发展壮大形成体制外的权力中心，与体制内的权力中心发生冲突，最终导致封建社会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诞生。所以说，只有在西欧刚性体制的封建社会中，才有可能产生原生型的资本主义。（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页）
    这几年关于中世纪经济史的论著还有很多，例如，张卫良的《中世纪晚期西欧乡村工业及乡村纺织业的兴起》（《史学月刊》2001年第5期），王越旺的《中世纪后期西欧修道院衰落的经济原因初探》（《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谢丰斋的《从“长途贸易”论到“内部根源”论》（《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赵立行的《中世纪西欧庄园人口变动与商业复兴基础的形成》（《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张卫良的《英国社会的商业化历史进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王加丰等人的《西欧原工业化的兴起》（北京：中国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龙秀清的《中古教廷财政收入动态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施诚的《论中古英国“国王靠自己过活”的原则》（《世界历史》2003年第1期），郭爱民的《土地产权的变革与英国农业革命》（《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王晋新的《近代早期英国国家财政体制散论》（《史学集刊》2003年第1期），王亚平的《关于中世纪德意志“二期农奴制”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2000年第2期），向荣的《英国“过渡时期”的贫困问题》（《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等等。限于篇幅，在此就不再做一一介绍了。
    在社会史研究方面，刘新成的《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一文以新的视角对西方新兴的日常生活史学派进行评介。文章指出，学术界经过近三十年的探索终于形成了共识：日常生活乃是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领域。但是，中世纪日常生活史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大部分著作还停留在简单描述的层面。1996年出版的汉斯-维尔纳·格茨的《欧洲中世纪生活》是惟一一部对中世纪日常生活进行综合性批判分析的著作。30年来，对日常生活史学派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其距离实现自身的使命仍然很远。日常生活史研究应将目光向下移，深入“架构”之中，去捕捉生活于其间的个体，那些普通的、然而活泼生动的人。日常生活史研究下一步应向说明个人感受方向拓展，因为归根结底，生活是感受的，个人体验乃是生活的本质。（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第47页）
    中世纪妇女史是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俞金尧的《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寡妇改嫁》一文以新的研究取向对社会史进行探讨。作者指出，历史事实表明，寡妇对于是否改嫁的选择，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且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当时欧洲较为开放的文化和舆论氛围以及寡妇拥有的财产处置权使她们改嫁成为可能。（俞金尧：《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寡妇改嫁》，《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138页）对中世纪妇女史研究的文章还有薄洁萍的《乱伦禁忌：中世纪基督教会对世俗婚姻的限制》（《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孙艳的《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婚姻特点》（《世界历史》2003年第2期）、石德才的《当代国内外学者对欧洲中世纪婚姻问题的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和倪世光的《西欧中世纪骑士的生活》（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专著中的骑士婚姻，等等。
    对中世纪西欧各国的阶级状况进行分析是社会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阎照祥的《英国贵族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是我国第一部综合研究英国贵族演变进程的专著。书中对英国贵族的起源、兴衰过程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著者指出，英国贵族体制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其生命力的强韧性和发展连续性，并且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二）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新视角
    政治文化史的研究在近几年也从新的视角对中世纪王权问题、文化的本质问题进行了探索。孟广林在《中世纪前期的英国封建王权与基督教会》一文中指出：中世纪前期，英国封建王权与基督教会的关系处于“二元统一、对立”的状态中。从总体上看，英国封建王权和基督教会基于共同利益的政治联合，必然居于支配地位，而双方权益的纷争则处于从属地位，最后常常以相互妥协而告结束。英国王权与基督教会这种关系稳定着英国封建社会统治秩序，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他还对前期英国封建王权对地方郡政的整饬问题、塞瑟尔的《法国君主制度》与“新君主制”学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阐明作者以政治思想观念研究来推动政治事件史研究的思想。（参见孟广林：《中世纪前期的英国封建王权与基督教会》，《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孟广林：《前期英国封建王权对地方郡政的整饬》，《世界历史》2000年第1期；孟广林：《塞瑟尔的〈法国君主制度〉与“新君主制”学说》，《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孟广林：《试论塞瑟尔的“新君主制”学说》，《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在文化史研究方面，庞卓恒对“文化”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他认为，文化是一事实上的人群在长时间共同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等领域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相应的物质和精神的人工制品（器物、制度、习俗和精神领域的符号体系）的总和，其核心是人们从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出来、反过来又制约和规范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并决定各种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人工制品兴废更迭的价值观。（庞卓恒：《关于文化及其产生、发展和演变规律的认识》，见刘明翰、王乃耀、徐家玲主编：《环球回顾》，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