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由于历史学领域中思想史研究的不足，不能为学术界提供既多且好的“公共知识”，由此，带来了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思想史的研究常常变成了哲学甚至文化人研究的重要内容，由此导致学术界常常把政治哲学和思想史研究混淆在一起，好像政治哲学的研究就可以取代思想史研究的存在。事实上，目前政治哲学研究正由于其缺乏历史的内涵从而证明思想史研究大有存在的必要性。二是由于思想史研究得不够，才使学界的一些学人犯了一些最为基本的错误。这里试举两例：有位博士在文章中说，苏格兰启蒙运动成为英国革命的理论先导。殊不知，英国革命在前，苏格兰启蒙运动在后，两者之间相差有百年之多，在后者何以能够成为在前者的理论先导。另一位研究哲学的学者说，休谟仅仅是位哲学家，在政治思想方面没有做出多少贡献。这样说，完全是对休谟思想的不了解。
    第三，学术界仅只热衷于引进一些当代思想家的作品，这样做当然有其重要的意义，但我只想表达的是：学界对思想史的演进缺乏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并且对各思想家之间的异同、联系和发展没有真正的研究，致使我们只看见一个个伟大的思想家个体，而对整个总体没有把握。换句话说，我们只看到了20世纪的很多思想家，但是我们缺乏对20世纪西方思想史作系统性研究，也没有这样的著作出版。类似的现象不只是表现在现当代，其他时段也同样如此。如在整个西方思想的发展史上，我们也只是对一些思想家有了初步的介绍，至今国内还没有一本相对比较有质量的系统的西方思想史的著作。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并且与我们这样的大国地位非常不相称。
    第四，由于对思想史研究的不重视，致使思想史研究没有很好地对自己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思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思想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的话，我们就要思考和回答“什么是思想史”这样的一些“元问题”。而现在我们却没有这样做，未能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学理性的探讨，由此愈发导致了思想史研究失去其理论和方法论的支撑，思想史缺乏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科学性和合法性。
    第五，在目前这样一个思想溢出、任何一个没有严格思想史训练的人都可以大谈思想史的时代，而作为历史学分支的思想史研究的失却，或者说在没有思想史研究成果参与的时候，其后果就是，整个学术界不仅错误百出，学理混乱，而且概念流行，并且有些概念在某些力量的支配下取得了其惟一的话语霸权地位，俨然就是绝对的真理，由此带来了整个社会观念的混乱。如对卢梭社会契约理论的理解，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卢梭是个集权主义者，他的思想导致了雅各宾专政这样的“恐怖统治”。其实，对卢梭思想的理解历来多有不同，有的人认为卢梭是自由主义思想家，有的人认为是共和主义者，也有人认为是集权主义者。同时，雅各宾专政的形成也异常复杂，卢梭思想与雅各宾专政之间并不能完全画上等号。因此，对卢梭思想的理解完全依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语境而有不同的评价。这样，我们完全不能够将某一种观点放大到“绝对”的地步。
    目前，当中国正在日益走向全球化的时候，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地希望要了解西方的思想，了解他们观念的演变。事实的确如此。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西方政治体制或者社会体制的话，我们首先就要问：一个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哪里？什么叫做“现代国家”？权利与权力有什么不同？支撑市场经济的思想基础是什么？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毫无例外地都要追及到思想史，都要从近代思想观念中寻求答案。现在，不仅整个中国社会已有如此迫切的要求，作为单个个体的很多学人特别是青年学子也开始了学术的转向。很多人特别是一批年轻人，当他们在解决了“小康生活”之后，开始抛弃了那些实用性的学科，愈来愈喜欢思想史，渴望探寻思想观念层面的内容。因此，在我看来，思想史研究的复兴正在到来。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与动力的催动下，我们应该充分思考与规划未来的西方思想史研究。对未来的思想史研究，我认为，需要关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注重基本文献的阅读。这里所讲的基本文献，既指那些经典文献，也指那些在那个时代属于二三流思想家的著作，甚至一些民间文献等等。当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文献的选择面已经被拓宽，在传统的思想史的研究中，我们主要集中于“伟大”的思想家，除此之外就别无选择。实际上，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哪些思想家真正体现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思想，西方学者认为，一些“二流”的思想家才真正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主要的思想。
    时至20世纪80年代，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对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在研究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直接改变了思想史研究的面貌。首先，新社会文化史在研究对象上进一步扩大了思想史研究的范围。以前思想史研究仅仅关注于经典思想家的思想，现在的研究已经突破了这一局限，重点研究人特别是普通人的心理、心智和情感、态度、意见等一系列内容。总之，他们研究的对象再也不是传统思想史所研究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家，而是普通人的观念。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原来以所谓的“经典著作”作为自己的研究文本，而现在，文本发生了变化，人们的观念和能够体现这些观念的一切创造物都被看作文本，并要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中来进行解读。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要提倡阅读基本的文献，并将文本的解读视为最为重要的基础。
    注重文本本身是一方面，如何阅读文本则更为重要。作为思想史研究来说，它与其他学科最大的差异就在于要有“历史”的视野，即要将文本放在一定的语境下来解读。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就是孤立地研究某一个思想家，或者某种观念，这种研究被称为聚焦于“观念的单元”（Unit Ideas）。这里的“观念的单元”意指西方思想传统中那些基本的和经久不变的观念。在这样的研究方法下，历史学家的任务主要是把每个人的政治思想系统化，并从中推演出一些结论或他们对某些基本观念的态度。然后，历史学家便将几个思想家作比较，不管他们是否关心同一理论抽象层次的问题。他们的相似之处或“共同观念”都被当作历史延续性的表现；他们的不同之处则被看成历史变化或发展。西方学者将这样的研究批评为，政治思想史变成了一些基本观念的历史，并被归结为一种单一的、发生在高度抽象层次的历史，是一种“理性重建”。而现在，我们应该在更宽广的背景下和在不同的语境下来研究文本，即重新回到历史，运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去考察那些思想观念的演进，进行“历史重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地理解文本，把握其主旨，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史。
    第二，注重对“概念”的梳理和考察。在思想史研究中，我们应该去考察思想观念的演变，但是，这种演变体现在什么层面上，或者说，我们要注重的不仅是人们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了什么观念，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什么“基本观念”。这种“基本观念”并非是泛泛的，它的核心和基础是一系列的“概念”。因此，观念就体现在一系列的“概念”上，体现在对“概念”的定义上。人们如何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系列“概念”，如何给这些“概念”作出定义，并且运用这些“概念”来认识和理解现实的世界。例如，当我们要研究人们的社会主义观念时，我们就必须研究“社会主义”这个基本概念，它的基本内涵是什么，这个概念的定义是如何产生和演变的，并且作为一种概念又是如何进入到人们的头脑中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思想观念史的研究实际上可以变成为“概念史”的研究。对此，国外的学者已经按照这样的方法来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了。在德国有考斯莱科，在英国有斯金纳。例如，斯金纳在对“自由主义”的研究中，重点考察“自由”概念的变化。在近代早期，公民的自由指的是一种地位，在法律和社会意义上的独立状态。到了18世纪，这种理解发生了变化，被这样的观点所取代，即公民自由仅仅被看作为缺乏干涉。尽管19世纪的很多思想家想扩展自由概念的内容，将此视为人们真正利益的观念，但是并没有动摇18世纪时的定义作为惟一的主导。并且，从此以后，这种定义就一直主导着我们的观念，成为唯一性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