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接受这样的观点，即随着罗马帝国的消亡，“继任国家”（'successor states'）出现了--雷诺茨（Reynolds,1997:132）[43]走得更远，认为在整个中世纪，欧洲的多数地区是被一种可以适度地被称之为国家的政治机构治理的--假定中世纪欧洲可以按照沃尔兹和布尔提出的国际无政府体系来进行描述，依然是不正确的。他们关于无论何时采取重大行动，战略决策制定者们都要把所有行为体的预期反映考虑在内的概念（notion），并不是一种貌似有理的设想（a plausible scenario）。例如，现在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我们与现代国家体系联系在一起的战略思考，对于中世纪的世界来说，是陌生的。就像霍尼格（Honig,2001:113）[44]在关于中世纪战争的一次讨论中所指出的，中世纪的战争的确不能满足“优良战略的基准”。19世纪战略家把这种战略缺失归结于政治发育不全。但霍尼格坚持认为，进行决定性战争的失败主要是一种非常不同的精神状态（mindset）的结果。当时存在着一种对一个全能与无所不知的上帝毋容质疑的信仰，所以必然要流血的战斗--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条件下是一种罪孽的行为--不是“简单的力量的检验，而是上帝宠爱和正义的检验”（Honig,2001,121）。[44]因此，由于这些敬神的衍生结果，战争很少采取对阵战的形式；当对阵战发生时，它们成了高度仪式化的场合。然而战争是中世纪世界持续不断的特征，但代替对阵战的是战争采取了持续不断的劫掠的形式，以获取可以用来给予战争领袖的支持者们的日用品，目的是维持他们的忠诚。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战争并不是与均势联系在一起和繁殖无政府国际体系的机制。它必须被想象成一种社会秩序的根源。
    对比起来，可以认为基督教帮助形成了一种共同文化的基础，它为一种世界社会和一种国际社会的礼俗社会形式的存在提供了证据。所以，无论怎样刻画政治体系的复杂性，共同的利益、制度、规则和价值观流行于整个中世纪时期。所有这些因素都可以在十字军东征的参考文献中找到例证。
    这是一个欧洲范围的制度，而且十字军战士有一个防卫基督教世界或基督教共和国（respublica christiana），反对其敌人的清楚的战略目标。十字军直接反对地中海东部地区穆斯林的传统形象过于严谨了。现在普遍认为十字军在许多战场作战--伊比利亚半岛，波罗地海地区，东欧，北非和西欧内部。所以除了穆斯林以外，基督教界的敌人包括蒙古人、波罗的海东岸的异教徒、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和俄罗斯人、异教徒和罗马教皇职位的内部反对派。里雷·史密斯（Riley-Smith,2001:128）[45]进一步认为十字军延续了很长时间，从11到16世纪。已经有人指出，十字军经常受到批判，因为人力和金钱被用到了错误的战场中去了。所以里雷·史密斯（Riley-Smith,2001,132）[45]得出结论说：“不同场景之间的竞争表现出这样一个概念，即一个对任何角落出现的威胁都能做出反应的单一的基督教世界是存在的。同样，十字军也证明欧洲的共同利益是存在的，中世纪欧洲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国际社会。但这个开放的国际社会是在一个接受其他国际体系／社会的宽阔的国际环境中运行的。
    越来越自治的政治单位的出现，使中世纪时代归于结束。但相当多的注意力现在被用于这样的事实：在刚开始的时候，现代国家并不是当时出现的惟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单位。在北欧，以汉萨闻名的城市同盟变成这一地区的主导单位，而在南欧，意大利城邦非常引人注目。多种帝国也幸存到现代，尽管它们变得越来越像现代国家。在中欧，直到在19世纪被新的德意志国家取代之前，神圣罗马帝国保留了许多中世纪政治组织的特征。但从长时间的角度看，正如斯普鲁伊特（Spruyt,1994a,1994b）[46][47]所解释的，在欧洲国际经济体系中，民族国家被证明是最有效的经济单位。与此相反，蒂利（Tilly,1990）[48]则认为在全球舞台上，现代国家作为主导单位展现出来，主要是因为它们比其竞争者在从事战争方面更为成功。当然，在实践中，军事和经济实力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Kennedy,1989）。[8]中世纪欧洲国际社会的要素在这一政治转换中幸存下来，但这些强大的现代国家出现的一个未曾计划的结果，是就像布尔（Bull,1977）[28]和沃尔兹（Waltz,1979）[6]所刻画的无政府欧洲国际体系的成型。现代欧洲国家是高度竞争性的，具有非常的安全意识，它们紧密地监视着彼此的行动。虽然这些要素在以前的国家体系中就已经存在了，但现代欧洲国家证明比那些长期存在过的类型的政治单位更富有效率和活力。结果是，它们最终开始不仅彼此构成威胁，而且还对世界其他部分国际社会的行为体构成威胁。
    全球性国际社会／体系的出现
    从长期存在的欧洲国际社会／体系的欧洲中心论的阐释以及欧洲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中逃离出来是不容易的，因为多数允许我们发展奥努马（Onuma,2000）[20]所谓的“文明间视角”的研究，只是刚刚开始被制造出来。然而在最近几十年里，有一个对非欧洲社会和文明的“成长着的欣赏”（growing appreciation）（Goffman 2002:xiii）。[49]结果是，格夫曼注意到我们现在正获得使用不同文明成员观点的权利，而不是依赖于经常仇视外部观察者的观点。例如只是在最近几年欧洲人才了解到中国皇帝的宫廷是如何对1793年英国人的第一次官方接触做出反应的。佩尔菲特（Peyrefitte,1993）[50]依据中国文献对这次会见提供了解释，而这些文献对于西方学者来说以前是不可用的。19世纪以前欧洲和中国的外交关系是非常有限的。与此相反，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则更加丰富、复杂和长期存在。但是，就像格夫曼（Goffman,2002,4-5）[49]所论证的，理解这种关系受到创造欧洲中心主义神话（'Eurocentric mythologising'）的不利影响和“几乎不能抵御的从巴黎和伦敦‘向下’看世界的诱惑”，所以“奥斯曼帝国就加入到‘他者’的行列中去了--奇异、无法解释、一成不变，并且依据欧洲统治权威的权力行事”。
    如果英国学派的创始人们力图避免这类批评将是令人惊奇的。著述于1950和1960年代，他们无疑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例如批评家们已经表明，有一种流行的趋势把欧洲国际社会与国际社会的思想本身等同起来（Onuma,2000）。[20]换言之，采用文明间的视角，并且承认在过去400年的时间里欧洲国际社会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环境，包含其他的国际社会的背景中运行的尝试失败了。所以提及“国际社会的扩张”（Bull and Watson 1984），[17]不仅忽略了其他的国际社会，而且没有能够阐明在19世纪的过程中扩张着的是一个特殊的欧洲社会。基尼（Keene,2002）[51]还观察到布尔和其他人没有能够阐明，在整个这一时期存在着两个非常不同的国际秩序类型。在欧洲的范围之内，有一个国家相互承认彼此的主权并容忍它们之间差异的国际社会。与此相反，在欧洲以外，在欧洲帝国和殖民地以外，存在着一种不同的秩序模式，它不能容忍差别，并且“致力于促进一种特殊的文明的理想，在这个过程中按照它的方式转变‘不文明的’文化和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制度”（Keene,2002,xi）。[51]然而，按照奥努马（Onuma,2000）[20]的观点，这种解说也没有能够承认第三类国际秩序的存在，这种国际秩序把欧洲和各种更为久远的国际社会联系起来。其他批评家对英国学派的遗漏和任务（commissions）更富敌意，例如指出英国学派没有能够阐明对帝国和殖民地的残酷追求无疑是定义欧洲国际社会最核心的共同制度（institutions）之一。甚至使用像“国际社会”这样的用语也被视为一种修辞学手段，用以净化（sanitize）格外野蛮的过程。一种谱系性评估被认为揭露了英国学派聚焦于国际社会实质上是一种民族主义行为，反映出一种“对非殖民化的知识反应和与之相伴随的后帝国的焦虑”（Callahan,2004）[52]。无疑在这些各种各样的批评中存在着少许事实的成分。但是，他们把第一代英国学派理论家努力刻画这种复杂过程的方式过分简单化了，全球性国际社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首先，在欧洲扩张的背景中，人们认为有必要识别两种完全不同的范围（spheres）。例如怀特认为1559年的《卡托-康布雷齐和约》（the Peace of Cateau Cambresis）明确地承认欧洲通过在欧洲外围运作的殖民地的创建而形成了一个范围。这个条约被描绘成建立了把欧洲与其实行殖民化的地方分离开来的“和睦线”。和睦线在欧洲建立了一个和平区，而在其他地方则建立了一个战争区，怀特观察到这种划分“几乎变成了一条法律原则，给了欧洲人以劫掠、攻击和定居的自由而不颠覆欧洲的和平”（Wight,1977:125）。[18]尽管怀特认为这条法律规则在某些时候得到贯彻执行，但到了18和19世纪，欧洲国家非常关注邻国对殖民地的占有，并且在国际协议中明确地计算进去。例如1884-1885年的柏林会议就把欧洲国家之间对非洲的分割“合法化”了。
    布尔和沃森也完全承认欧洲最初是在“地区性国际体系”的全球舞台上运行的。这些地区性国际体系反映了诸悠久文明的存在。按照他们的观点，欧洲缓慢但却稳定地拓展，直到把其他的体系吸入为止。但布尔和沃森没有错误地认为作为结果产生的全球性国际社会可以被认为是欧洲的。就像他们看到的，从二战结束开始，“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对国际规则和公约进行了大范围的修改”（Bull and Watson1984:1-2）。[17]然而怀特采取了更为激进的立场，对亚历山德罗维奇（Alexandowicz）的观点给予了特殊的关注。亚历山德罗维奇（Alexandowicz,1967）[53]认为扩张中的欧洲列强“被迫屈服于这样范例的事实，即以标准的外交关系对待非欧洲大国，这些非欧洲大国源于非欧洲实践的基本信念（principles）与源于欧洲的一样多”（Wight1977:118）。[18]怀特由此推断亚历山德罗维奇是在暗示欧洲人和非欧洲人在相互接触的过程中相互建立了一个全球性国家－体系。这个判断具有质疑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效力，但怀特并不认为它对这一过程提供了一个准确的描述。很清楚，这是一个有待于更多研究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