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英国学派观点提供的第三个新难题与他们识别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相关联。怀特（Wight,1977:121）[18]指出在15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开始对基督教世界构成“以前从不知晓的一个种类和范围的威胁”。所以在这样的时刻可以认为欧洲人和土耳其人在体系层次上结合在一起了。怀特认为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土耳其人迅速被卷入欧洲政治联盟中，并且开始在欧洲人的均势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或许可与波斯帝国在希腊城邦体系中发挥的作用相比较。
    一旦接受欧洲人和奥斯曼帝国在体系层次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在社会层次上的关系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被提出来了。怀特非常仔细地观察这一发展的含义。就如前面讨论过的，按照詹姆斯（James,1993）[26]的说法，一旦体系互动发生了，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社会结果。怀特完全承认这种论证的力量。一旦奥斯曼帝国卷入了欧洲人的政治联盟，并在欧洲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作用，他们就会不得不参加欧洲外交共同体，并与欧洲国家发展共同利益。然而，怀特依然坚持认为奥斯曼帝国并不是欧洲国际社会的一部分。尽管有体系上的联系，欧洲的国家－体系和奥斯曼帝国体系在世界社会的分析层次上依然是深刻地分开的。
    怀特对詹姆斯提出的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接受在欧洲和奥斯曼土耳其人之间有社会联系，但随之又将土耳其人从欧洲的社会联系中去区别出来。沃森赞同这样的观点，注意到尽管欧洲国际社会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关系清楚地有规可循，并且反映了一种社会维度，但土耳其人和欧洲人“构成了一种松散的国际社会”（Watson,1992:217）[19]沃森观察到奥斯曼帝国是如何被制度化地排除在被伏尔泰称之为大共和国（the grande republique）之外的。土耳其人不是基督徒，他们不遵守欧洲国际法。他们没有参加威斯特伐利亚、乌特勒支或维也纳的安排（the settlements）。怀特声言从来没有外交代表的正常交换，这种正常性交换“提供了欧洲外交共同体正式成员资格的验证”。（Wight,1977:122）[18]所以，欧洲国家自己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与它们和奥斯曼帝国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是不可比的。然而英国学派强调边界线的建立并不简单地产生于欧洲人的刺激。奥斯曼土耳其人没有在欧洲设立常驻代表的愿望。同样，他们并不希望在欧洲国际法的基础上与欧洲人建立关系。相反，他们倾向于在伊斯兰教基础上运作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所以，欧洲人借助于国际法建立彼此关系，而他们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是在伊斯兰教条约（capitulations）的基础上维持的。这些条约代表着穆斯林用以制定控制与非伊斯兰教国家公民关系规则的机制。欧洲人同意这些条约以促进欧洲人在欧洲以外的投资，并确定在奥斯曼帝国范围内的欧洲人得到保护。随着欧洲人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们拓展了这些条约的思想，以调整他们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
    显然，怀特和沃森的评估与布赞在礼俗型和法理型国际社会的之间所作的区分非常相近。整个这一部分的分析进一步表明，全球性国际体系／社会的出现是一个更为复杂过程的产物，比欧洲国际社会／体系扩展相似的阐释所能捕捉到的过程更为复杂。然而，在展示一幅与这一过程相适应的图景之前，还有更多的研究需要进行。
    结论
    英国学派现在被广泛地与这样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即我们可以从国际社会的意义上来刻画国际关系，这种国际社会是由被认为是非常经久和高度制度化的准则构成的（Krasner 1999）[54]。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证明这种判断低估了英国学派创立者们的抱负。首先，他们承认在关注政治国际结构的同时也关注社会国际结构是必要的。与此同时，他们还承认在下面探索政治结构的层次和关注共同文化的重要性，尽管我们在这篇文章里只是些微谈到这一方面。换言之，英国学派总是认识到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多元方法。所以，尽管有人认为英国学派的创始者对这一观点强调得还不够，而且他们对经济范畴（sector）的忽略被认为是一个特别的缺陷，但既对政治也对社会结构给予关注无疑被视为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一步。其次，英国学派帮助开拓了把国际关系研究置于一个世界历史布景之中的努力。但与现实主义学派不同，现实主义学派重视过去是为了强调国际关系连续性的重要性，而英国学派的成员对世界历史感兴趣是因为世界历史能够帮助我们区分各国际体系／社会，这样做，为一个能够帮助揭示什么是当代国际关系特殊性的比较分析框架提供了基础。例如从一种世界历史的视角出发，对像沃森Watson（1992）[19]这样的分析家来讲这一点就变得很明显了，即排他性地强调无政府状态对于全面理解国际关系是不合适的。所以一个比较的框架有助于突出国际关系中等级制政治结构的重要性。同样，英国学派已经帮助开辟了边界问题、开放体系与封闭体系问题和领域区分问题。但这些问题倾向于以某种特别的方式被提出来的，因为英国学派的创建者们没有接近于建立一个可以用来进行系统或综合思考的比较框架。
    当然，这种分析框架有可能就是一种幻想，我们可能需要采取一种更为谨慎的方法去进行理论构建。无疑到今天为止，在一种系统基础之上探索世界历史最成功的尝试在范围上都是有限的。例如里斯·司密特（Reus-Smit,1999）[22]以雄心勃勃的对国际社会的标准性基础重新进行概念化开始，但继而就更为具体地集中于为什么国际社会已经被不同的基本制度刻画了的问题。他通过集中于出现在古代希腊、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绝对君主专制时期的欧洲和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现代国际社会来举例证明他的观点。里斯·司密特的研究方法非常有效地说明在世界历史中发生的断裂处（disjunctures）有多么重要。文艺复兴时期的城邦不被认为为现代国家体系提供了原型。相反，里斯·司密特认为它们被基本制度所刻画，而这些基本制度与现代世界是截然不同的。
    当然，这样的方法提出了下面的问题，即当这些根本不同的国际社会开始接触时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无疑占据了英国学派创建者整个思维空间的问题。就像前面讨论过的一样，他们提供了某些洞察这一问题的能力，但并不是以系统或综合的方式。总的结论必须是：虽然英国学派提出了大量有趣的关于国际社会世界历史的问题，但在令人满意的答案可能给出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