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51年9月8日旧金山和约签字后，美军结束了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和管制。尽管根据日美安保条约和日美行政协定，美军仍可以继续留驻日本，但其留驻的性质和身份却完全改变了，甚至连名称也改为了“驻日美军”。在正常情况下，驻日美军不得干预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而日本则摘掉了“战败国”的帽子，开始以主权国家的平等身份参与世界事务，日本政府和国民头上再也没有了“盟军最高统帅部”这个“太上皇”。美国虽然可以通过政治、经济和外交等途径来影响日本，但却无法像战后初期那样对日本政府和国民发号施令，更无法对日本的舆论宣传和文化教育横加干涉和指责了。面对这种变化了的新形势，美国政府意识到必须尽快适应，并制定出相应的对日政策来。
    早在1951年年底，杜鲁门就指示国务院和国防部尽快研究出一份新对日政策草案来，同时日本心理战略计划也要配套出笼。12月20日，国家心理战略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中央情报局长沃尔特·史密斯；国防部执行副部长威廉C·福斯特等要员出席了会议，会议就如何继续引导日本融入西方世界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讨论中，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执行助理国务卿约翰。M.艾利逊指出：尽管日本已结束被占领状态并获得了主权，但仍无自卫能力，要依靠美国的帮助。而这种帮助会被认为是美国的干涉和侵犯日本主权。这就造成了一个困难的心理问题，需要美国用最大的努力和耐心去引导日本人民[6]（CK3100103636）（注：DDRS是美国Gale公司开发的数据库，其中的解密外交文件来自白宫、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务院等处，共计约75000份文件，465000页。）。
    1952年1月10日，心理战略委员会继续就这一主题召开会议。副国务卿韦布提出可由国务院先起草一个方案，再交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央情报局讨论。国防部副部长福斯特认为，对这个问题最感兴趣的部门应对该计划的准备做出主要贡献，但中央情报局的史密斯将军则有不同意见，他引述中央情报局同事的评论说，国务院的计划不像是一个可操作的国家心理战略计划，倒像是篇一般性的论文。他建议由心理战略委员会讨论后再确定由哪一个部门来负责[6]（CK3100309953）。
    正当心理战略委员会内部就制定日本心理战略计划的机构争论不休时，美国最高决策层酝酿新的对日政策却抢先出笼了。1952年2月15日，国务院代理国务卿詹姆斯·韦布和国防部长罗伯特·洛维特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一份名为“对日临时政策”的备忘录，2月20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这份备忘录，第二天，国家安全委员会将这份备忘录作为NSC125号文件下发。这份文件虽然没有直接提及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略计划问题，但强调美国要鼓励日本成为有效的、负责任的合作伙伴，要考虑和尊重日本国民所关心的问题，如声望问题、平等问题、地位问题、皇权问题和“脸面”问题等等[7]（P1160-1163）。
    NSC125号文件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旧金山和约签字后美国对日政策文件中的第一份，从总体上来讲，带有很强的原则指导性，它规定了此后美国对日政策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原则，其后美国政府对日政策文件都是这份文件所规定基本原则的外延和具体化。由于这份文件仅仅提出了对日政策的总体构想，并无具体的执行政策，它使政府的有关部门在具体操作时会面临很多困难。因此，杜鲁门总统在批准这份备忘录的同时，指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以这份文件为基础，尽快研究准备出一份在新形势下美国对日政策的正式文件来[7]（P1160 note）。1952年2月29日，心理战略委员会成员再次讨论日本心理战略计划项目问题，会议决定由国务院负责起草对日本心理战略项目草案，具体由艾利逊负责。4月14日，国务院在与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的代表交换了意见后，把一份对日本心理战略的计划草案交给了心理战略委员会成员进行讨论[6]（CK3100327480）。对于这个草案，心理战略委员会4月18日、5月8日两次开会讨论，尽管各方交换了看法，但仍未达成协议。5月8日会议结束前，艾利逊还以备忘录的形式向心理战略委员会成员提出了三个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考虑的问题：1.应有合适的官员来负责考虑美国对日总体政策和对日心理战略计划项目间的关系问题，并使该计划易于操作；2.应有合适的官员在心理战略计划在日本实施后，尽早完成对日本国民的态度和国家政治氛围的分析；3.应有合适的机构尽早完成该心理战略计划最后实施的技术方面的问题，以及实施要通过的媒体和其他各种渠道的相关问题。艾利逊的这份备忘录从表面上来看是三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在实际上，也反映了国务院高层在此时对心理战略委员会的作用，以及国务院担心这项困难的任务落到自己头上。也许还担心，1952年的总统大选后，白宫和国务院，也包括心理战略委员会的新主人和新政策的连续性问题。
    1952年5月22日，中央情报局联合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空军部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相关情报机构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名为“日本未来走向”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NIE-52。在这份报告中，情报人员认真地分析了日本各派政治势力的现状和未来走向，认为日本社会党尽管前一时期在“和约”和“日本重新武装”问题上出现了分裂并进行了重组，但仍是日本社会力量的主体，其中许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并不赞同苏联共产主义，而是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外表所吸引，用其来解释日本的历史和未来发展，为此，该评估报告建议要注意对这部分力量的引导和宣传，防止这部分较稳定的政治力量转向左派集团[6]（CK3100225298）。1952年8月6日，杜鲁门亲自主持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1次会议，会议专门讨论了缔约后美国对日政策问题，并就NIE-52号文件，NSC125号文件，NSC125/1号文件（注：1952年11月23日由国务院和国防部起草的报告草案，名为《美国对日行动目标和方针》。）和NSC48/5号文件中的日本部分内容提出了具体修改补充意见，8月7日，经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詹姆斯·莱将意见整理成文，以NSC125/2号文件形式下发，杜鲁门总统也在当日批准了该文件。NSC125/2号文件成为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杜鲁门政府对日政策的第一份正式执行文件。在这份文件的第七和第八段中明确了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略计划：“在信息、文化关系和其他心理项目中引导日本，使日本政府和国民认识和理解美国与日本之间基本的共同利益，并与由苏联宣传机构散布的错误观念进行斗争。为了加强在日本的美国人与日本民众的友好关系，尽量减少美日间的冲突（特别是在雇主与雇工之间），要继续利用美国驻日的各机构开展对日本的信息和宣传导向项目。”[7]（P1306）
    国务院和国防部按照NSC125/2号文件的政策精神，加速了对日心理战略计划项目的起草工作。1952年12月22日，国务院项目小组最终把对日心理战略项目草案完成，交给心理战略委员会。心理战略委员会于1953年1月15日召开杜鲁门总统在任时期的最后一次正式会议（PSB第15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项目，1月30日，心理战略委员会正式以PSB-D27号文件下发了这个计划项目（注：该文件目前没有看到原件，在1952年4月18日由艾利逊提交的草案中，该项目共分七大部分，规定了在心理、宣传信息和文化教育交流等领域对日心理战略计划。）。
    对日心理战略计划项目（PSB-D27）在杜鲁门离任前5天下发，在实际上已无任何意义，只是带有某些象征性意义。但该文件的基本精神、原则和行动方针都被艾森豪威尔政府所继承并在该政府任内得以贯彻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