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东国家来说，摆脱外来势力的控制、实行自主外交本来需要一个过程。面对列强，奥斯曼政府寻求支持的对象不断转换，这并不是它善于运用外交策略，而是形势所迫不得已为之。早先为了对付俄国和奥匈，奥斯曼帝国不断寻求盟友，先是普鲁士、瑞典，继而法国、英国，19世纪末，崛起的德国和意大利又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新盟友，素丹以德、意对付俄国，取代了以往求助于伦敦和巴黎。“再加上素丹个人的好恶：如素丹哈米德欣赏普鲁士、蔑视法国、害怕英国，于是决定了它最后把德国当盟友。”[10] 119总体来说，19世纪列强插手中东事务延缓了奥斯曼帝国的灭亡，但到了20世纪初期，列强的插手又无疑加速了奥斯曼帝国解体的过程[3] 22。对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列强之间的关系，我们还是应辩证地看待：“一方面，从西方对奥斯曼帝国社会的冲击来说，这种关系是毁灭性的、腐蚀性的；另一方面，这种关系为奥斯曼帝国提供了除旧布新的基础，使它能应付快速变化的外部世界。”[3] 26这也就是中国学者反复引用的观点：“列强的殖民和瓜分，迫使中东各民族奋起反抗，掀起大规模的民族解放斗争。正是由于这种努力，使中东弱小国家和民族逐渐摆脱了受列强支配和宰割的命运。”[11] 326-328
    四、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知，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以及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并不标志着“东方问题”的终结。理由之一：“东方问题”中曾让列强最为担心的是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尽管一战结束时的国际形势与19世纪有很大不同，但随着帝国的瓦解，列强面临的是同样的难题。理由之二：在奥斯曼“遗产”的三大块中，非洲属地和巴尔干属国脱离奥斯曼帝国后，奥斯曼帝国的亚洲行省和属地没有获得解放，而是被英国和法国“委任统治”。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对阿拉伯民族群体来说，他们并未取得类似土耳其共和国的独立；由于阿拉伯民族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对于英法等列强来说，“东方问题”如噩梦犹在。理由之三：土耳其共和国是在反抗欧洲列强的武装斗争中产生的。因为，当时奥斯曼帝国的本土和属地被协约国占领，其中安纳托利亚和东色雷斯由希腊军队占领，凯末尔（基马尔）领导的土耳其人赶走英、法等国支持的希腊军队，才建立起民族国家。即使土耳其在1923年获得完全独立，许多问题仍没有解决，如：海峡问题、与伊拉克的未定边界等。土耳其在独立五年后才实现关税自主，直到1936年才获得海峡控制权。
    《色佛尔条约》体现了欧洲列强一百多年的外交追求和殖民愿望，它虽然在3年后被废除了，但它的原则在中东政治格局中仍起作用。《洛桑条约》主要涉及与土耳其相关的问题，由于英国和法国控制洛桑会议，《洛桑条约》没有触及委任统治等条款，因此，该条约并没有扭转阿拉伯行省被“委任”的局面。
    近代意义上的“东方问题”，主要涉及奥斯曼帝国“遗产”。对列强来说，只要不放弃19世纪以来追求的近东利益，“东方问题”就没有终结；对中东民族而言，只要没有摆脱外在的殖民枷锁，19世纪以来的对外关系的性质就没什么实质的变化。对阿拉伯民族而言，《洛桑条约》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从国际关系史角度看，《洛桑条约》也没使“东方问题”完全终结，至少在20世纪20-30年代中“东方问题”仍在延续。只有到了阿拉伯主要民族国家逐步获得独立（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于1932年独立，埃及在1936年与英国签订《英埃同盟条约》，黎巴嫩于1941年独立，叙利亚和约旦于1946年独立），由此与英、法等国利益相关的地缘政治问题不再突出，“东方问题”才告终结。
    注释：
    ①涉及这一问题的著作主要有：王绳祖主编的《国际关系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苏]B·M·赫沃斯托夫主编的《外交史》第二卷（三联出版社1979年版）、朱瀛泉的《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和李元明主编的《世界近代国际关系史》（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等。
    ②主要依据J.C:" Hurewitz,Diplomacy i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 （Princeton,1956）和《国际条约集（1917-1923）》（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等资料。
    原文参考文献：
    [1]朱瀛泉。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Elie Kedourie.England and the Middle East[M].San Francisco,1987.
    [3]Marian Kent.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M].London,1996.
    [4]金重远。20世纪的世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5]李元明。世界近代国际关系史[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