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结论解决了学界有关“七雄攻忒拜”传说的一个长期争议问题，即究竟是城门数决定了英雄数，还是相反？显然是后者，即传说中有七位攻城者，因而才有七门之说。最近，苏黎世大学古典学教授华尔特·伯克特发现一个奥秘：“七雄攻忒拜”的主题是近东神话舶来品，其原型为古巴比伦的灾厄神话，即阿卡德语史诗《埃拉》。史诗讲述瘟疫神埃拉率领七魔怪攻打巴比伦城，最后悄然撤走的故事。伯克特指出，史诗《埃拉》具有驱邪祛病功效，其诗句常书于护身符上。古巴比伦祭司还表演七善神击退七魔的驱魔仪式，其中还有孪生兄弟相互搏杀场景，与埃斯库罗斯的《七雄攻忒拜》情节“惊人地相似”。他推测，东方驱魔仪式在公元前8世纪的“东方化时期”传入希腊的彼奥提亚，当地诗人从中汲取灵感，杜撰出“七雄”故事。（注：Walter Burkert,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Harvard,1992,pp.106-114.）我们赞同伯克利的看法，即“七雄攻忒拜”的情节可能受到巴比伦史诗及相关仪式和咒语的启发，但忒拜战争的故事本身必定建立在悠久的史前传说基础上，有其历史内核，而非完全系虚构的结果，但在叙事结构和细节上则可能受到巴比伦史诗影响。或许正因这种影响，攻打忒拜的英雄们被确定为七人（仿效“七魔”），忒拜城遂被想象为“七门之城”，并被说成是安菲翁兄弟的杰作。
    卡德美亚人居住的忒拜居民点在迈锡尼晚期的动荡岁月中屡经摧残而日渐衰微，宫殿和城堡最终沦为废墟，卡德美亚遗民则聚居于城堡废墟北翼的小居民点中。在以后某个朦胧不定的时期（公元前12世纪或更晚），色萨利南部的彼奥提亚人开始南迁，逐渐占领彼奥提亚全境，其中一支成为忒拜的新主人。按史家修昔底德的说法，彼奥提亚人是在特洛伊陷落60年后进入该地区的。此前他们居住在色萨利的阿尔尼城（Arne），后遭色萨利人驱逐而南迁，占领了当时的“卡德美斯”（Cadmeis）地区，后更名为彼奥提亚。（注：Thucydides,1.12.）然而，荷马《船表》却给出矛盾的说法，（注：Iliad,2.494-510.）即早在特洛伊战争前，彼奥提亚人已定居于彼奥提亚境内，并派兵参加了特洛伊远征。荷马也曾提到忒拜战争，但总是将彼时的忒拜居民称作“卡德美亚人”，（注：Iliad,4.385,5.804,23.680.）暗示彼奥提亚人是在“后辈英雄们”焚毁忒拜后和特洛伊战争爆发前迁移来的。
    荷马《船表》是否反映了特洛伊战争时期彼奥提亚地区的真实情况大可存疑。巴克认为，如果荷马《船表》是迈锡尼时代的真实历史文献，那么，其中有关彼奥提亚人参战的描述可能反映了彼奥提亚人尚在色萨利的情况；将他们说成是彼奥提亚的居民是“后迈锡尼时代对迈锡尼传说的修正，以便和后迈锡尼时代的实际情况相吻合”。（注：Robert J.Buck,p.76.）然而，近年的研究越发显示，《船表》未必是青铜晚期的希腊政治地理文献，而是“黑暗时代”或公元前8世纪彼奥提亚诗人编造的产物，这已从希腊联合舰队以奥里斯港为起锚地和彼奥提亚人在《船表》中的突出地位所见一斑。（注：John K.Anderson,"The Geometric Catalogue of Ships," in Jane B.Carter & Sarah P.Morris （eds.），The Age of Homer:a Tribute to Emily Townsend Vermeule,Austin 1995,pp.181-191.）然而，尽管《船表》把彼奥提亚人置于显要位置，但在《伊利亚德》全诗中，他们的作用却几乎被彻底遗忘。因而，荷马《船表》的描述可能是历史时期彼奥提亚人的附会，是时间错乱的表现，反映了历史时期的彼奥提亚人渴望在特洛伊战争史诗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企图。修昔底德的说法则可能保留了真正的传说内核。
    罗伯特·巴克在综合众多传说资料的基础上归纳出彼奥提亚人的故乡及其迁徙路线。他们在青铜晚期曾居住于色萨利东南的普提奥提斯和南部的色萨利奥提斯（Thessaliotis），其中心城市为地点不详的阿尔尼。彼奥提亚人的民族成分不纯，讲一种掺杂西北希腊方言的伊奥利亚方言。经LHIIIb末（约公元前1200年）的大动荡后，彼奥提亚人被迫南迁，先经凯罗尼亚（Chaeronea）侵入彼奥提亚西部，占领俄尔科墨诺斯和喀罗尼亚（Coronea）后逐渐向东扩展至忒拜和忒斯皮亚（Thespiae），最终弥散于阿索普斯河大部地区。（注：Robert J.Buck,pp.75-84.）
    原居色萨利南部的彼奥提亚人部落处于迈锡尼文化边缘地带，与当地的美尼亚人部落毗邻而居，尤其是居住在帕伽萨海湾附近的彼奥提亚人，必定和毗邻的美尼亚人在宗教和文化上交互影响，共享某些相似的神话主题，如“遗弃”型主题。在他们向彼奥提亚全境弥散的几代人岁月里，一方面吸收和继承各地固有的孪生英雄故事，一方面传播本部落的双生子故事，将其与当地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相融合，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双生子故事。安菲翁兄弟在忒拜的传奇可能就是忒拜新主人将本族的双生子故事与忒拜的具体环境相融合的产物。
    安菲翁兄弟的传奇主要在阿索普斯河上游传布，其母被地方化为当地河神之女，（注：Odyssey,11.260-262.）父亲是宙斯，因而并不具备任何历史现实性，也无确定的城市。两兄弟及其母亲的活动都集中在喀泰戎山与阿普索斯河上游：安提奥佩在喀泰戎山洞穴中生下双生子，其具体地点是厄琉特赖（Eleutherae）；（注：Apollodorus,3.5.5.）两兄弟被牧人养大和与母亲团聚的地方应在忒拜西南的欧特里西斯（Eutresis）。（注：Strabo,9.2.28.）这里曾发现迈锡尼晚期“独眼巨人墙”的遗迹，可能是史前忒拜的西翼屏障。（注：R.H.Simpson & J.F.Lazenby,The Catalogue of Ships in Homer's Iliad,Oxford,1970,p.27.）可以设想，安菲翁兄弟的故事是彼奥提亚人从其色萨利家乡引入的。他们原本是大神与宁芙的后代，大自然的游子，并无具体的城市依托，与忒拜的卡德谟斯家族无任何血缘联系。彼奥提亚人将之引入阿索普斯河上游地区，使之与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尤其是与那些拥有“独眼巨人城堡”废墟的迈锡尼晚期遗址联系起来，如忒拜或欧特里西斯，构拟出新的创建故事。每个居民点都有其创建神话，并以之为建国立邦之本；相同居地的不同部族会有不同的创建神话，以加强各自族群的认同感。青铜时代的忒拜拥有悠久的城市史，即使卡德美亚堡沦为废墟，卡德美亚遗民依然生存在“希波忒拜”的狭隘城池中，继续流传着先祖开创基业的故事。新移民迁入后，希望创造自己的建城故事，于是把他们自己的孪生英雄故事与“希波忒拜”的建城记忆结合起来，使之地方化和历史化，把他们改造成新城市的创建者和统治者，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是城市新主人在旧神话基础上杜撰的城市创建史，旨在固本兴邦，加强族群凝聚力和申明其土地占有权。然而，卡德谟斯的建城故事及其后裔的传说依然挥之不去，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而传承这种古老记忆的人群正是卡德美亚部落的遗民。他们依然生活在祖先的土地上，恪守着祖先的传说，并影响着忒拜的新来者，于是出现一个地方拥有两个创建神话并且相互竞争的独特局面。为缓解矛盾，后代诗人和神话编纂家曾煞费苦心地加以调和，试图把安菲翁兄弟强行嵌入卡德谟斯王族的传说中。类似情况也发生在俄尔科墨诺斯，但远不如忒拜成功。我们注意到，荷马曾把某位俄尔科墨诺斯国王也称作安菲翁。（注：科罗里斯被荷马称作俄尔科墨诺斯国王安菲翁之女（Odyssey,11.283），在其他资料中则是忒拜国王安菲翁与尼俄柏之女（Apollodorus,3.5.6; Pausanius,2.21.9,5.16.4）。若非荷马有误，俄尔科墨诺斯可能也有“闯入者”安菲翁的神话，只是不如忒拜的同类故事著名。）为区别于统治忒拜的宙斯之子安菲翁，他被说成是伊阿索斯之子和珀耳塞福涅之夫。其实，此安菲翁与其忒拜同名者本属同源，但他闯关失败，未能融入俄尔科墨诺斯的正统王室谱系中，只作为异端记忆残存下来。
    最后要探讨的是，安菲翁兄弟为何被说成是许里亚王族的后裔。我们推测，安菲翁兄弟是外来闯入者，没有卡德谟斯王族的任何血统，因而将其外祖父尼克透斯说成是外国人似乎更合适。许里亚是彼奥提亚东部沿海城市，因特罗佛尼乌斯兄弟的神话而著名，有孪生子崇拜传统，因而有可能被联想为安菲翁兄弟母系家族的起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