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妇女为什么参战的问题上，看法因时间和地点而不同。有学者认为，服务于19世纪的拉丁美洲军队中的妇女去为男人服务，并不是被革命的热情所激发，而是出于“‘家庭的’母亲的义务”，是出于传统的照顾她们的男人的责任。
    然而，所有这些论文都提醒人们不要把妇女仅仅看作是牺牲者，并认为她们主动参与了流血大惨剧。例如，一位学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比利时的几千名抵抗女战士的研究表明，她们利用自己的才干去努力毁灭敌人，而不是去结束战争；这些妇女抵抗主义者把她们自己视为战士，并为这种身份而骄傲。另一位学者研究了1941-1945年的苏联妇女，认为在当时，大多数苏联妇女渴望成为战斗人员。
    关于战争对战后妇女地位和角色的影响，看法也因国家而不同。一些学者指出，每一场冲突结束时，男人和妇女都希望重建在冲突情况下被扭曲的性别模式。一位学者认为，不能忽视拉丁美洲妇女在19世纪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而进行的战争中的贡献；然而，这些国家的妇女由于深深的陷入对暴力的“集体记忆”之中，从而使传统的性别角色被再次强调。另一个学者有同样的看法，认为在1914-1918年的战争中，欧洲妇女在战争中从事的工作和在以前的冲突中从事的工作相同，即护士、厨师、间谍以及妓女。所不同的是，到1914年，她们是在专业化的机构中从事这些工作。她们仍然是“辅助者”，这在战争中和在战后都是一样。还有学者指出，在苏联，国家在战后不得不采取决定性的步骤重新强调传统的性别区分：由于战争中的苏联妇女可能已经“冲击了男性的最后阵地--军队战斗员”，所以1945年她们被坚决地退回到厨房里。只有在赫鲁晓夫时期她们才作为女英雄而重新出现。
    有一位学者的看法十分引人注意。她考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苏格兰流动野战医院中妇女的情况，认为战争有助于妇女的参政事业，并使一些妇女形成了女性公民的新意识，或至少，战争鼓励了妇女从她们的社会中得到更多的东西。（徐蓝）
    五、近代时期的中国与世界
    在本届历史科学大会中，以一个国家为主题的专题讨论会只有一场，这就是第三场专题讨论会“近现代时期的中国与世界”。讨论会在7月5日上午举行，各国学者七十余人参加了本场会议。中国参加历史科学大会的代表团名誉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冷溶致开幕词。他对专题讨论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对各国学者参加讨论会表示欢迎，强调了研究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要性，并邀请各国学者到中国去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在本场讨论会上有两位中国学者、三位日本学者、一位德国学者、一位韩国学者、一位澳大利亚学者在会上发言，一位加拿大学者作了书面发言。这样9篇论文使得会议的内容非常充实。9篇论文中有6篇是讨论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的，2篇是讨论中国经济和对外经济关系的，1篇讨论中外文化关系。
    中国代表团团长张海鹏的论文宏观地讨论了20世纪中国与美国、日本和苏联（俄罗斯）关系的演变和发展。他从中总结出四点结论：第一，中国应当成为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平等成员，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并不是这样。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2001年中国经过长达十余年的谈判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这是中国成为国际关系中平等成员的两个标志性事件。第二，中国应当与世界各国进行广泛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闭关锁国不能使一个国家得到发展。第三，在与大国交往中，中国要以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为准绳，一个世纪的历史表明，意识形态从未成为国家关系的指导原则。第四，中国不应与大国结盟，也不在国际关系中寻求自己的特殊利益。
    日本学者川岛真以《中国的世界战略与近代外交》为题，集中探讨了20世纪头30年的中国外交。他指出，人们常用“弱国无外交”来概括当时中国外交，但实际上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是有成就的。第一，中国得以在治外法权、关税自主权和最惠国待遇等方面对不平等条约作了一定的修改，使中国的处境有所改善；第二，中国寻求更多的国际参与，在国际关系中起更大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凡尔赛和会，以及试图在国际联盟中起更大的作用；第三，保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在所有这三个方面，中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强调，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的外交政策有很大的延续性。
    韩国新罗大学教授裴京汉的论文研究了朝鲜人与20世纪初中国革命运动的关系。他指出，朝鲜人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他们看来，孙中山是反日、反帝、民族独立的象征，他们也希望中国的革命者能支持朝鲜的独立，实际上他们也从中国革命者那里得到了一定的支持。但孙中山于1924年在神户作大亚洲主义的演讲时没有一个字提到朝鲜，这不能不使朝鲜人感到失望，他们认为这是孙中山片面顾及中国利益的结果。
    德国中国学家、自由大学教授罗梅君就研究近代中德关系不同的方法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指出，有两种研究中德关系的方法，一种是传统的现代化模式，也就是西方习惯使用的冲击-反应模式。按照这种方法来进行研究，德国方面所有行为都是主动的、积极的，而中国方面的所有行为都是被动的、消极的。中德双方在双边关系中的作用也不对称，德国的作用大，中国的作用小。她主张使用跨文化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按照这种方法，第一，特定的双边关系总是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二，文化因素，形象与观念，各方对对方的看法是双边关系的一部分；第三，不仅两国政府，而且公司、个人都对双边关系起了作用。只有用这种跨文化的方法才能建立起平等对称的双边关系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建朗的论文集中讨论了抗日战争对中国国际地位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的影响。他指出，在抗日战争前，中国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收复因为不平等条约而丧失的权利。在国际体系中中国不是一个大国，也没有成为一个大国的意向。但是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在同盟国和国际组织中以新的面貌出现；中国支持邻国的抗日战争和独立运动；中国更注重整个战争的进程，并派兵到境外作战，还在印度和英国之间进行调停；最后，中国为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做出了贡献。总之，抗日战争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是一个转折点。通过这场战争世界了解了中国的潜力和中国对保卫世界和平的战略意义；中国认识到，中国的安全是与世界和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寻求集体安全，中国才能有可靠的安全。
    加拿大学者内勒提供给讨论会的论文由评论人、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珀马兰兹代为宣读。内勒教授研究了19世纪80年代西雅图针对华人的暴力行为，指出美国的排华法案和排华行动不仅是不让更多的华人进入美国，而且要把已经在美国的华人赶出美国。暴力行为是这种排华行动的特点。但华人不是消极的，他们尽可能地作了抵抗，清政府以及中国驻美公使也力所能及地进行了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