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六位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不同方面。既有宏观的阐述，也有对具体双边关系的分析；既有对具体历史问题的探讨，也有对方法论的评析。这是本场讨论中的重点。日本学者久保亨和中村哲夫则从不同的视点研究了近代中国的经济问题。信州大学教授久保亨在题为《20世纪中国经济的延续性和非延续性》中指出，20世纪中国经历了四种不同性质的政权：晚清政府、民国初年的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许多人会以为中国的变化是很大的。但从中国经济政策的角度看，最大的变化有两次：一次是在30年代，中国经济政策从自由的经济政策转变为国家控制的经济政策；第二次是在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政策又从国家控制的经济转变为自由的经济政策。论文的重点是分析民国时期的经济政策，并具体地研究了孔祥熙、宋子文、陈公博、翁文灏、钱昌照、孙越崎等有代表性的人物。
    中村哲夫教授做了一个个案研究。他以长崎一家名叫泰益号的商号的档案为对象，研究了在长崎经商的中国商人对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中日关系的影响。他把这个历史时期分作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在日华人与日本政府之间互相支持，抵御西方侵入亚洲市场。在第二阶段，日本商号的实力不断增强，在长崎和神户的泰益号对华出口却不断下降，而增加了对日本统治下的台湾的出口。在第三阶段，日本的统制经济的政策使华商在中日贸易中本来所占有的微小的份额归于乌有。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教授冯兆基对近代中国关于自由的多重观念进行了重新研究。他阐述了梁启超的“公民自由观”，然后对关于自由的六种不同观念依次进行了扼要分析：解放；自我发展、独立与责任感；免于匮乏和恐惧；个人范围；精神和文化上的诉求；自治和自主。他接着指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自由的观念既注重人际的自由，也注重个人内在的自由；他们对自由的理解并非与欧洲的看法完全不同；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上注重双重责任感。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彭穆兰作为本场讨论会的评论人，发表了言简意赅的评论。他对各位报告人的论文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强调了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的重要性，从政治上中国起先是准备了长期的抗日战争，后来是进行了这场战争，而这场战争对于中国的前途、对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经济上，他同意久保亨教授的看法，这是中国经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另外，在抗日战争以前的阶段，中国的经济建设还是颇有成就的。他还强调了农民和农村对近代中国的重要性。他同时提到，在许多方面，中国的历史进程与周边国家的历史比较类似，而与大西洋的历史很不相同。而且中国与周边国家有许多联系，比如与东南亚国家，中国对东南亚的移民、与东南亚的商贸关系等，这些都应该在历史学家的视野之内。
    由于准备的发言较多，自由讨论的时间相对少了些。但各国学者还是饶有兴趣地就中国的区域研究、民族主义情绪、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同与会的中国学者进行了讨论。正如有的外国学者所说，本次会议也像许多国际学术会议一样，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而这正是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标志。（陶文钊）
    六、人权：从历史视角看普世宣言及斗争实践
    “人权：从历史视角看普世宣言及斗争实践”是本次历史科学大会组织的20个圆桌会议讨论的题目之四，也是其他许多相关圆桌会议讨论中经常涉及的问题之一。
    长期以来，在人权问题上，存在着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问题。许多人在口头上承认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但是却往往在实践中否认这一原则。从近代人权概念的提出开始，人权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就已经存在。从历史的视角来研究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当本届历史科学大会把这个问题列为大会圆桌会议的论题之一后，立即引起了世界各国历史学者的极大兴趣，大会组委会收到了世界各国历史学者提交的许多论文，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数十名历史学者参加了这次圆桌会议。
    会议由美国著名学者、印地安纳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杰弗里·沃塞斯托蒙（Jeffrey Wasserstorm）教授主持，美国著名人权史教授卡罗尔·芬克（Carole K.Fink）、澳大利亚著名历史学家、人权教授帕特里克·沃尔夫（Patrick Wolf）、美国学者彼得·沙陪德（Peter Zarrow）、荷兰学者弗罗里伯可·鲍德特（Floribert Baudet）等人做了重点发言。小组发言后，由巴西学者埃斯特范欧·雷曾德·马丁斯（Estevao Rezende Martins）和美国学者肯尼斯·克米尔（Kenneth Cmiel）进行点评，然后会议进行讨论。
    杰弗里·沃塞斯托蒙教授在致辞中指出，举办本次圆桌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从近代历史上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历史个案研究出发，来展示当前国际上关于人权问题的辩论，来分析在人权理论和人权实践上存在的矛盾。他强调人权问题的研究在最近十年显得特别突出，但迄今为止，缺乏从历史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力作。他还指出，过去对人权问题的研究，一般被认为是哲学家、法律专家和政治科学家的事情。但客观来说，人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学家研究的范畴。他说，由于历史传统和遗产不同，因而存在不同的人权观，并产生了不同人权观之间的冲突，特别是产生了普世人权观与特殊文化背景形成的不同人权观之间的冲突。如何评价和看待这些冲突，就需要对不同文化的人权观进行历史的研究。
    接着，杰弗里·沃塞斯托蒙教授提出了这次圆桌会议应探索不同人权观存在的“不可避免的转型”问题。他认为如果不同的人权观脱离了其文化和政治背景，就有可能转型。因此要研究如何实现不同人权观向普世人权观的转型问题。杰弗里·沃塞斯托蒙教授致辞后，会议就转入了发言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