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尼认为这种政客式的“赌博”行为在历史研究中是行不通的：“历史学家不应满足于任何看似真实的、可信的解释，除非这些解释有证据支持。”然而令萨尼遗憾的是，当今西方的一些研究恐怖主义的历史学家竟也染上了这种政客的毛病，他们从某种意识形态成见出发，或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放弃对历史现象的种种客观原由的认真查考，仅依靠感觉上的“可信性”来随意解说，结果把史学变成了政治和论战。这种论战式的“恐怖主义史学”的典型代表，在他看来就是两部出自法国学者之手、目前正风靡于西方学界的作品：一部是弗朗索瓦·孚雷的《一个幻象的历程：论20世纪的共产主义观念》（1995年首版）；另一部是斯特凡尼·库图瓦牵头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镇压》（1997年首版）。这两个作品，前者力图在苏联发生的恐怖暴行和纳粹德国的恐怖暴行之间划上等号，后者则试图把共产主义恐怖描绘成比纳粹恐怖更邪恶的东西（但这只是主编库图瓦个人在该书的“导言”中表达的意思，其他作者在这一点上跟他还有所分歧）。孚雷此书的谬误，萨尼认为主要是“巧妙地”绕开了这样一些重大的经验事实，即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有别于斯大林主义的非市场性指令经济；共产主义与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和平等主义有历史的关联，而法西斯主义却要彻底推翻启蒙遗产；他认为，孚雷的谬误只是抓住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对资产阶级世界怀有共同的敌意这一点来做文章。对于《共产主义黑皮书》，萨尼的批评似乎更严厉：把苏联的“阶级灭绝”等同于纳粹的种族灭绝，实际上在使苏联的国家恐怖问题“非历史化”，因为苏联的国家恐怖被看成是和纳粹种族灭绝行径一样无法由正常的史学实践理解的邪恶了。而把历史事件非历史化，实际上就是拒绝对它进行仔细冷静的分析思考，就是要把史学解释的努力看作一种不正当的“理性化”或辩护行为。简言之，就是在取消史学。而且，在萨尼看来，更令人不安的事实是，这种书是组织专业历史学家、独立研究者和记者共同所写的一种假称为“历史的论战”著作--“这就提出了一些有关专业历史学家的实践、他们的中立和平衡的义务以及他们作为过去的道义仲裁者的角色的最严肃的问题”。萨尼还认为，相对来说，一些反对将苏联式体制等同于纳粹恐怖的史学著作（这类作品也很多）看问题的方法就要科学得多，如德国历史学家丹·代纳（Dan Diner）的《百年领悟：一种世界史的解释》（Das Jahrhundert verstehen:Eine Universalhistorische Deutung,Munich:Luchterhand,1999）一书，就对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异与同两个方面做了很好的比较研究，指出斯大林主义是一种激进的非资本主义制度，而纳粹主义保持了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的要素，并辅以大量的国家统制成分；斯大林主义虽然大讲国际主义，实际上还是一种民族的国家主义体制。它也搞扩张，但比较谨慎、讲求实际。而希特勒在扩张上极其嚣张，近乎疯狂，所以西方民主国家最后要和斯大林结盟共同打击希特勒。
    萨尼的这些论述把讨论引向了苏联和纳粹国家恐怖主义的比较，这似乎有点偏离会议的主题。但他很快就通过对阿诺·梅尔《复伊的精灵》一书的评述，又把讨论领回到了法、俄革命恐怖的比较上。他认为梅尔此书实际上是对孚雷和库图瓦等人作品的一个回应。虽然梅尔和孚雷等人一样，也谴责革命的恐怖暴力，并认为这种暴力是可以避免的，但他毕竟提出了一套关于“为什么会发生恐怖”的理论，而且这理论还十分注重把内忧外患之类的环境因素和个人心理情绪及心态等因素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提供了用“辨证方法”做恐怖问题研究的一个优秀范例。（高毅）
    八、现代性历史的再思考：东亚道路和模式
    这是由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基金会赞助的一个专题讨论会，讨论会由现任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于尔根·科卡教授亲自召集和主持。2004年4月，同样专题的讨论会曾在北京由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和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共同发起举办。在悉尼的会议上，总共有四个主要发言，首先由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的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教授（Dominic Sachsenmaier）对北京讨论会的内容进行了概述。（注：详情请见琼岛所写的会议报导《“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实》，载《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随后，由来自韩国汉城的金璟东教授做了《在有选择的现代化中出现的另一种现代性》的报告。
    金璟东认为，应该把欧洲早期的现代化看成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是欧洲某些偶然的历史条件发生突变的产物。但是，发轫于欧洲的这种文化现象最终越出了欧洲的地理边界扩展到全世界，于是，这一现代化过程所造成的综合文化被定义为现代性。今天，我们可以从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来探讨这一问题，这样，就产生了那些非西方的后发的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的问题。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国际文化互相渗透的过程，然而，这种互渗的态势是倾斜的、偏向的和不平衡的。非西方社会必须决定它们如何应对来自西方的倾斜的国际文化的挑战，必须单独地做出某种适应性的回应。
    应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最初反应必然来自政治部门，那些掌权的人必须决定是敞开国门还是关上国门？如果开门，如何应对挑战？如果打开国门并接受外来文化，他们必须决定接受多少外来影响？接受哪些成分？按什么顺序接受？非西方国家的文化基础也会做出选择，这就是文化的弹性。也就是说，一个柔韧到足以愿意接受外来挑战和比较开放的社会比一个文化僵硬保守的社会更能够适应新的环境，因为它们已经积累了某些种类的文化并具备了能使现存文化了解、选择和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所以，一方面，现代性有着一些基本的共同因素；另一方面，现代性不是一个已经定型之物，而是一种动态的正在出现的现象。
    东亚的三个国家在面临西方文化的挑战时反应是不同的。日本对挑战成功地进行了回应，通过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在中国是清朝的灭亡。在朝鲜是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从1910到1945年，朝鲜的现代化是在日本殖民当局的主持下进行的。这一时期朝鲜品牌的现代性是由朝鲜传统、日本文化（它是日本传统和西方文化的混合物）以及多少有些正宗的西方文化的混合物所构成。20世纪60年代之后，韩国实行了本土现代化，出现了经济飞速发展的“汉江奇迹”，创造这一奇迹的核心是多半在西方受过教育的技术专家和实用型知识分子。目前，虽然韩国在政治和经济范畴中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与任何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非常相似，但是传统成分（例如家长式的组织和统治制度、等级制、强调家庭的集体主义等）、殖民遗产却保留下来。
    第三个发言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平研究员，他的发言是谈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他首先扼要地总结了近年来中国现代化的成就。近30年来，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平均GDP超过9％。其中，有3亿以上的人口脱贫，2亿从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至少1亿人口成为“中产阶级”。在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危机、动荡、内战和人口大规模迁徙的条件下，整个国家步入了小康社会。他认为，中国的这种发展速度不是旧式的现代化道路（指西方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可以实现的，而是带有中国特色，这就是勤劳的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乡村工业、农业内部的转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和家庭企业。中国之所以走这样的现代化道路是由于中国不同的历史条件，即旧帝国的基础、不同的经济类型、多元的地方特色以及社会主义的传统。这样，中国也提供了一种新型的现代化道路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