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欧洲多中心主义的优势
    在当前欧洲统一的进程中，人们普遍期待建立共同的欧洲环境政策。但是，即使在今 天，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真正有效的环境政策只在诸如丹麦、荷兰这种相对小的国家得到 了最好实现。在交流不是太复杂的地方，才好达到有效的共识。认为通过一体化可以解 决问题的想法是个根本性的错误。在历史上，欧洲的多中心主义在处理环境问题上显然 具有很多优势。欧洲特有的“法治”进程是以这种多中心主义为条件的；在仅有一个中 心的地方，法律得不到讨论，个人的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
    更重要的是：真正有效的环境管理只能通过离需要行动的地方不太远的机构来完成。 森林管理和水管理是政府介入环境事物的两个典型领域，在这两个领域都有许多历史事 例说明从附近的都会而非遥远的首都来处理问题所具有的优势。即使是中国皇帝决定要 保护森林，但他实际上也不能有效保护森林，因为适当的森林保护政策只能在地方而不 是庞大帝国的层面上得以施行。在这一方面，日本和中国的比较是有启发性的：虽然日 本传统文化中高度尊重林地的习俗似乎并不比中国的更根深蒂固，但由于现实原因，日 本的机构在18世纪启动了更为有效的森林保护政策。[28]
    在欧洲，法国和德国的比较也很有意思。在科尔柏和他1669年颁布的《大森林法》的 强大统治下，法国在建立18世纪的森林政策方面取得了欧洲领先地位。但从长远来看， 法国的中央集权体制并不能很好地适应森林问题。在18世纪末，德意志诸邦国取而代之 ，在林业政策方面取得领导地位。[29～30]这个成功归功于德国的政治多中心主义。在 德意志的诸多邦国中，多元的地区性林业的观点出现了，这才是取得实质性进步的惟一 途径。德国民族主义抱怨这种“允许各邦政治独立的政策”（Zersplitterung），但是鲁 普士一位非常重要的林学教授威廉·普法尔（Wilhelm Pfeil）强调，与法国林业相比， 德国的科学林业“绝对是德国分裂为不同邦国的结果”[31]（p137）。
    森林史上的这些经验或许可以被传播到环境政策的其他领域。其结果是，人们会怀疑 当前许多环境主义者采用流行的“全球化”话语是否明智。可以肯定的是，造成许多环 境问题的原因在全世界都有类似的结构，但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经常需要更多地方性知 识和适当的地区性方法。
    八 魏特夫“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绿色复兴
    “亚细亚生产方式”也被称为“东方专制主义”，这个理论在某些方面听起来很让人 激动，但并未博得最好的名声。它是由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提出的。魏特夫最初是德国共产党员，最后成了美国反共分子 。他的理论的发展深受他一生巨大变化的影响。他起初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既未产生 封建主义又未产生资本主义的非西方文明，后来就把马克思主义当成进行冷战的工具来 使用。这个理论的核心包括以下观点：在世界上农业需要大规模人工灌溉的任何地方， 留给个体生产者的空间都很小，但自古以来这里都存在一种向官僚极权主义发展的强烈 趋势。[32～34]魏特夫的理论表现了官僚极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同时，他还对西方文 化和非欧洲文化的根本差别给出了解释。有趣的是道哥拉斯·K.诺斯（Douglas C.North ）采用了魏特夫的理论，并以它为例来说明经济学的制度观点。他相信如果经济制度是 由自然产生的，那么“魏特夫的治水社会实际上就是具有规模经济特点的自然垄断，这 种规模经济源自统一的水利系统的不可分割性”[35]（p26）。
    但是在现实中，自然和制度之间的关系似乎更复杂。长期以来，针对魏特夫的理论还 存在着很有说服力的批评观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在印度和中国，灌溉也可以在地 方进行管理。仅仅是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不能真正促使中央官僚体制的形成。“亚细亚 生产方式”并非建立在简单的自然原因基础上。
    尽管有这样的观点，整个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虽然灌溉和权力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因 果关系，但是这两者之间毫无疑问存在着历史关联。干旱地区并不产生建立中央官僚体 制的需求，但肯定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即使地方灌溉是充分的条件，但在更大规模上改 善灌溉既能增加农业产量也能提高农业剩余。自然条件并不产生中央权力，但是中央权 力因为有庞大灌溉工程而使自己成为不可或缺：通过修建水利设施和随后产生的对法规 的需求。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条是危机管理的要求，因为大型灌溉工程会产生巨大 风险。假如水坝在某一点上出问题或者水势异常强大时，大坝就会增加发生水灾的风险 。水利设施必须得到监管和修理才能一直运行良好。为了避免盐碱化和沼泽与疟疾的传 播，排水系统比起灌溉本身来并非不重要。由于大型水利设施会出现问题，中央官僚体 制经常因此使自己的存在合法化，但从长远来看并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在中 华帝国的神话中，皇帝在洪水袭来时就是大救星，但是洪灾还是反复出现。亚细亚生产 方式的固有矛盾源于生态而非经济。
    要把历史上的生态原因孤立出来是困难的，因为它们通常与其他因素是相互作用、一 起发挥作用的，这是一条原则。彼得·克里斯藤森（Peter Christensen）把美索不达米 亚在中世纪的衰落概括为：瘟疫和流行病“让人们看到了环境固有的不稳定性，我认为 这就是导致美索不达米亚衰落的关键因素。帕提亚和撒萨尼亚时代的大规模殖民和扩张 使生态系统对哪怕是非常微小的变化都极度敏感”[36]（p104）。但是，人们不应该忘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灌溉系统通过使农民不再完全依赖天气而提供了某种稳定性。克 里夫·庞廷（Clive Ponting）和其他学者都指出，苏美尔人由于从事产生盐碱化的灌溉 而导致生态自杀，[37]（p70）但这并不能否认美索不达米亚一千多年的农业繁荣。广泛 的灌溉网络包含着与现代工业体系类似的问题：在很长时间人们看到的主要是好处，但 全部的生态危机会在此后相当长时间显现出来。
    显然，欧洲环境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缺乏大规模的田野灌溉系统。艾里克·L.琼斯认 为，这种缺乏最终被证明是一种优势。“正是由于没有实行治水农业，欧洲的部分能源 才能被用于其他目的。欧洲的灌溉农民比中国和印度要少，但是前者在所有农活上花费 的时间比后者仅在水利工程上花费的时间还要少。”[14]（p8）从长远来看，缺少重要的 灌溉系统是生态稳定和个人自主的一个因素。具有历史讽刺意义的是，正如马克·瑞斯 纳（Marc Reisner）指出的那样，[38]在干旱的美国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亚细亚”情况 即完全依赖大型灌溉网络的农业在20世纪出现了，这种农业意味着对政府补贴的依赖和 沙漠化的威胁。瑞斯纳预言，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的农业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业面临 类似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可持续发展”一词没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