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欧洲殖民主义的环境影响
    谈到殖民主义的生态方面，我们必须面对两部引起世界范围广泛关注的巨著：阿尔佛 雷得·W.克罗斯比的《生态帝国主义》和里查德·H.格罗夫（Richard H.Grove）的《绿 色殖民主义》。殖民主义现在看来是国际环境史研究中讨论得最好的论题之一，但是殖 民扩张对欧洲环境开发的重要意义仍是一个多少被忽略的问题。读克罗斯比的书，会给 人一个印象，即帝国主义就是一个生态上成功的故事，至少从欧洲的角度来看是如此。 但是，克罗斯比并没有讲出历史的全部。欧洲不但用谷物、牲畜、绵羊殖民了新世界， 而且也被马铃薯、玉米和破坏了欧洲传统的葡萄种植的木蚤等征服。马铃薯刺激了欧洲 人口的迅速增长，削弱了欧洲控制生育的传统。玉米增加了土壤侵蚀，也不适合传统的 作物轮种制度。总之，欧洲的生态并未因此而稳定下来，相反在某些方面可能还受到了 殖民主义的破坏。
    里查德·H.格罗夫发现了很多让人吃惊的现象，这些现象似乎指出了现代环境主义的 殖民起源。至少从环境主义的观点来看，殖民史是不是一个有着圆满结局的故事呢？这 仍存在着许多疑问。格罗夫揭示的思想史与真实的历史并不匹配，即使是思想史似乎也 不是确定的。如果人们仔细分析格罗夫观点中的几个重要论点，就会发现殖民环境意识 的真正起源在欧洲而不是在殖民地。普瓦弗用法国重农主义的眼光看待亚洲农业。亚力 山大·冯·洪堡对滥伐森林的关注大概源于他的德国故乡，在德国，这种担心已在18世 纪末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群众性狂热。[39]1790年春天，年轻的洪堡与当时著名的环球旅 行家格奥尔格·福斯特（Georg Forster）进行了莱茵河之旅。福斯特在事后的报告中反 映了德国面临的日益迫近的木材荒的危险，这种危险可能导致北方人最终迁居南方。[4 0]（p56）在最近印行的一本出版物中，格罗夫本人就指出，印度林业的奠基人之一休夫 ·克莱格豪恩和殖民环境主义的许多其他先驱者都受到他们的苏格兰背景的影响：通过 一个国家“早已被英格兰人的罪恶变成了不毛之地”的经历。[41]（p144）对北美农民造 成的无情土壤耗竭的批评也受到了传统欧洲农业模式和18世纪末欧洲农业改革的鼓舞。 （注：最著名的、早期的例子，可参看：Harry J.Carman ed.,American Husbandry（orig.1775），Port Washington 1939.）
    总体来看，殖民主义对欧洲环境的影响并非积极。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下面这些 影响：主要殖民强国诸如西班牙、荷兰和大不列颠缺乏保护森林的持久传统，这种缺乏 显然是以能从自己的殖民地或世界的其他地区轻易进口大量木材为条件的。相反，德意 志诸邦国在没有殖民地、只能依靠自己的森林资源的情况下发展了科学林业。西班牙牧 主公会在16、17世纪的无限权威也与西班牙殖民主义的兴起有关系。在英国，19世纪从 秘鲁大量进口海鸟粪妨碍了农业改革者提高农业固有的可持续性的努力。殖民世界贸易 威胁了欧洲传统的田地与牧场之间的平衡，膨胀了资源是无限的幻觉。不过，发展的全 部结果属于后殖民时代，这段时期经历了历史上最深刻的生态变迁。
    十 环境史上是否存在一个“欧洲奇迹”
    本文开头讲到了在环境史的精神观点中流行着对欧洲文化的悲观论调，与此相反，制 度观点似乎展现出类似于艾里克·L.琼斯在《欧洲的奇迹》一书中反映的欧洲成功史。 但我认为这不是历史的终结。不管环境政策取得了多少成就，都没有乐观的理由。人类 制度即使是有效的，但也从未能完全适应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历史上给人留下最深刻印 象的教训之一是这样的洞见，即只有成功本身从长远来看才能成为衰败的原因。西欧和 中欧的土壤确实有相对稳定的生态条件，这些国家也确实有使工业文明的兴起成为可能 的相对有效的制度。只有拥有丰富的森林和水力资源以及--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森 林利用的可持续方法的地区才能进入需要消耗大量水资源的能源密集工业无限增长的轨 道。煤并不能启动工业革命；煤炭只是推动了以木炭和木材为基础的发展。只有这些拥 有能够克服工业造成的最大破坏的、有效的城市和国家机构的国家才能使工业发展走上 自我持续和大众化的道路。但是，在一个每年都要消耗需要百万年才能形成的化石资源 的经济中，可持续性仍是幻想。
    我们应该从中国环境史中吸取教训，中国环境史比任何其他非欧洲国家的环境史都要 记录完整。伊懋可把中华帝国描述为“三千年的不可持续增长”[42]，他可能在这个粗 略的估计中走得太远了。从他与别人合编的文集《积渐所止》中，我得到的印象是仅仅 过去三百年的中国环境衰败得到了完整记录。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我更愿意提出一种 与伊懋可的观点不同的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在我看来，中国几个世纪以来的农业确实体 现了高度的生态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主要建立在三个要素上：（1）用传统方法进行的湿 地水稻种植根本不需要或仅需要很少的肥料；（2）精心建造的梯田防止了土壤侵蚀；（3） 系统地使用人粪尿做肥料。主要是最后一点得到了伟大的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 的称赞。他认为中国人是地球上最聪明的人，因为他们把从土地中得到的一切又返还给 土地。（注：Justus V.Liebig,Chemische Briefe,Leipzig 1865,P.498.在《积渐所止 》（Sediments of Time）一书中，人们会发现对使用人粪尿有完全不同的评价：在第6页 ，伊懋可批评这种方法是导致各种虫病的渊源；在第503页，克里·L.迈克弗森（Kerrie L.MacPherson）在一篇研究霍乱的文章中引用了D.B.西蒙斯（D.B.Simmons（1879） 的观点，认为把人粪尿返回土地可以“把污染的危险”降到“最低”。这两种观点都包 含一些真理的因素。我倾向于认为有利的影响更多。现代卫生运动可能把病虫感染的危 险夸大了。）我认为，中国农业中确实在很长时期存在着高度的内在可持续性，这可以 部分解释为什么中国文化延续了几千年。但是，正是这种稳定性促使人口持续增长，抵 消了形成不可持续性的因素：人口压力，森林滥伐，土壤侵蚀，在边缘地区甚至出现了 沙漠化，尤其是生态储备的损失加剧。中国的环境危机可能预示着西方文明的环境危机 ：长期的成功恰恰加剧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