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20世纪之交,有关世界一些国家亡国史的翻译或编译,在当时的中国世界史著述 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据不完全的统计,1900年后的10年间,至少有50种以上。这些著 作,回应了极其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客观要求,因为研究亡国史,向国人敲响“亡国警钟 ”,有助于警醒国民,使其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鉴。当时研读“亡国史”比研读“建 国史”更有意义。因为“读建国之史,使人感,使人兴,使人发扬蹈厉。读亡国之史, 使人痛,使人惧,使人怵然自戒。虽然,处将亡之势,而不自知其所以亡者,则与其读 建国史,不如读亡国史”。例如,一些学者译出了日本学者柴四郎的《埃及近世史》作 为警戒。该书有多种中文译本(注:这些著作主要有:玉瑟斋主人译:《埃及近世史》 ,1900年5月,发表在《清议报》第45期;章起渭翻译:《埃及近世史》“历史丛书” 之一,商务印书馆1903年版;麦鼎华翻译:《埃及近世史》,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版; 此外还有出洋学生编辑所编:《埃及近世史》“帝国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1902年版 。),麦鼎华认为中国和埃及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在不少方面十分类似,欲想研究中国 的未来,不可不读埃及的历史。麦鼎华所以翻译此书,是因为感叹自己国家“时事之艰 危,悲国权之屈辱,用译是书以助戒惧”。希望以埃及亡国的历史作为一剂良药,使中 华民族警醒。 《埃及近世史》中文本面世后,在中国思想界引起广泛反响。一些人总结埃及亡国的 历史教训,已经敏锐地看到,拯救国家于危难中,紧紧依靠少数的志士仁人是不够的, 关键是要全国人民都要有爱国之心。他们提出,“国之立也,必人人心中有爱国之思想 ,人人目中有爱国之观念,然后扑者起,废者兴,死者生,亡者存,而埃及人民何如哉 ?”20世纪初的这种认识难能可贵,对当时救亡图存、自强自立的中国,无疑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除上述《埃及近世史》外,阐述埃及亡国历史的著述还有多种(注:例如, 日本学者北村三郎《埃及史》,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版,“史学小丛书”之一;文明书 局译刊:《埃及惨状》,文明书局1903年版;还有《埃及百年兴衰记》,《经济丛编》 1902-1904年连载;《埃及亡国惨状记》,《游学译编》1903年连载等。)。 印度是中国周边大国之一。16世纪初,先后遭到葡萄牙、荷兰、英法等国的侵略,175 7年之后,逐渐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至19世纪中叶彻底亡国。因此,在20世纪初的中国 ,有不少著述探讨印度亡国的历史教训。例如,夏清馥编译《印度灭亡战史》,上海群 谊译社1903年1月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希望国人将印度的灭亡作为前车之鉴,使国 人在惨痛的历史事实面前猛醒。 关于朝鲜亡国的著作,也有多种。1910年,梁启超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分析了 朝鲜灭亡的主要原因,在于朝鲜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国家的命运,全系一家一人之 身,这尤其值得国人认真思考。李芝圃在直隶教育图书局1911年出版《朝鲜亡国史》中 ,从历史、政治等方面分析了朝鲜灭亡的原因,认为朝鲜灭亡的主要原因有二点:其一 ,实行君主专制,没有民主政治,人民不享有自由,其二,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对日 本侵略者报有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认为日本会“保护其独立”,“保护其领土完整”。 作者强调中国要通过朝鲜亡国汲取教训,牢记“国际只有强权,而无所谓公法;和平但 凭铁血,而不可恃条文”。 关于越南亡国的历史著作,同样有多种问世,例如梁启超的《越南亡国史》,系根据 越南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潘承珠的口述撰写而成,上海广智书局1905年10月出版。书中阐 述了越南灭亡的经过和原因,以及灭亡后国家的惨状。梁启超强调,法国侵略越南,同 时觊觎中国由来已久,越南亡国,则给中国人民敲响了警钟。赵伸(直斋)著有《腥风血 雨录》,在《云南》杂志1907年第4-6号上连载。赵伸认为,越南亡国的惨状,以及越 南亡国的屈辱历史,有助于治疗“东亚病夫三百年来之大病”,加快中华民族的觉醒。 19世纪,经过三次英缅战争后,缅甸成为英属印度的一省,被英国占领而亡国。张成清 著《缅甸史》,载《云南》1908年第13-14和16号上。他译编缅甸亡国的历史,目的是 鼓吹爱国主义精神,希望中国人民免蹈缅甸之后尘,振作精神,反帝救亡,拯救国家于 危难之中。1903年,《湖北学生界》第5期、第7-8期合刊发表了《菲立宾(菲律宾)亡国 惨状记略》。该文发表后不久,1904年浙江金华《萃新报》创刊号全文转载。该文的主 要内容是,菲律宾先后沦亡西班牙、美国的悲惨历史。著者认为,这对当时的中国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要求“与阅者诸君,沉观静思,以数其覆车之轨迹”,作为历史的借 鉴。 在介绍、研究外国一些国家亡国历史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使介绍、研究帝国主义列 强侵略史的著作凸现出来,因为导致这些国家亡国的重要原因,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 掠夺。介绍和研究帝国主义的侵略历史,在20世纪初的中国世界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 日本斋藤奥治著《西力东侵史》在当时是一部有较大影响的著作。该书有两种中文版 本。一是上海文明书局1903年版,由秦元弼译;另一种为林长民翻译,1903年作为福建 留日学生“闽学会丛书”出版。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对此书评价甚高,认为它是“时 下最急需之奇书”。据《周作人日记》1903年4月9日记载,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曾经购 得此书,并将它和《译书汇编》等书刊托人带回绍兴,介绍到国内。基于对近代以来对 世界历史的概括,出版者指出近代以来,“西力东侵,如电如潮,亚洲诸国,俱蒙影响 ”,而“受影响尤烈者有三”,即日本因能够因势利导,所以“转弱为强”,而印度却 顽固守旧,执迷不悟,所以只能“坐以待毙”。中国“有十倍于日本之潜势力,而自暴 自弃,恐渐为印度之续”。“同此国同此民也,何为东不如西?”“同此东方之国,同 此东方之人也,何为中国不如日本?”译者希望读者能够通过阅读此书,认真思考这些 问题(注:上海文明书局:《新书出版广告》,《江苏》1903年第1期。)。《西力东侵 史》的某些观点,明显地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进行辩护。但译编此书的目的,并不是 为帝国主义张目,而是为了使中国人民更加警醒,认清帝国主义的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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