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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世纪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被众多的历史学家称之为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宗教改革之后，德意志却没有立刻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远远地落在了英、法等西欧国家的后面。这是因为这个时期的德意志尚不具备形成近代国家的主要条件。首先，德意志依然具有较浓厚色彩的中世纪国家形态的各种因素。不论是帝国的议会，还是邦国的议会，都还是以封建家族的联合为基础，而不是以经济利益集团为主的社会阶层组成的。效忠和保护的原则不但没有被否定，反而更加强了，神权政治的思想对国家的统治还有极强的指导作用。封建特权依然是法律的主体。这些都在制约着经济制度的转型。不论是在所有制方面，在经营体制方面，在资本的积累方面，还是在交往和交换方面，封建主因特权的保护和支持占据着垄断和支配地位。工商资产阶级手中没有进入统治集团的敲门砖，也就无从对国家的政策和施政纲领施加影响。在这种政治条件下进行的宗教改革运动虽然是一场波及广泛的、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但是对国家的形态没有产生更有力的冲击波，封建主阶级仍然能稳坐江山。
    国家不统一也是阻碍德意志向近代国家形态转型的重要因素。虽然宗教改革期间德意志社会要求改革的呼声很高，但这并不是执政阶级的意愿和为之而努力的目标。不论是皇帝还是邦君诸侯都只是在利用宗教改革，把其作为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重要砝码。查理五世在与教廷进行的外交中，利用路德的宗教改革迫使其让步，反对教皇始终不愿放弃的最高权威。另一方面，他也担心在反对教权的同时有损皇权的权威，因为教权和皇权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新教诸侯结成的施马卡尔登同盟也不是代表历史发展进步的政治力量，而是力求维持地方封建势力的封建诸侯，以及力图保持自治权利的城市。没有统一的国家自然也就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民族教会，新、旧教派的对立和斗争是封建主之间的斗争，是封建皇权的集权和诸侯分权的对抗。1555年颁布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是宗教信仰自由的一个胜利[1]（P345）， 对德意志乃至西方的基督教信仰和人的思想解放都有大书特书的意义。但是，它对于当时德意志政体的发展却起了不利的反作用。只有在16世纪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德意志，才会出现这种奇特的历史现象。“在谁的国家信谁的教”无疑又为分权自治的邦国增加了新的宗教特权。
    国家的不统一削弱了德意志帝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而且各自为政的邦君诸侯又都联合外部政治势力解决国内的政治纠纷。这样，德意志内部的政治事务程度不同地转化为国际纠纷，起因于新、旧教诸侯集团之间、诸侯与皇室之间的内战演变为国家间的冲突，德意志成为欧洲战争的大战场，引发了30年战争。30年战争给德意志造成的灾难是巨大的，最直接最明显的是人口的锐减。1600年前后，德意志的人口约1600-1700万左右（注：根据科伦本茨的统计为1800-2000万，H.科伦本茨：《德意志经济史》，慕尼黑1977年版，第1卷，第306页；奇波拉则认为约1500万左右，但不包括波兰和斯堪的那维亚等当时尚属德意志统治的地区，卡洛·M.奇波拉：《欧洲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 第1卷，第20页。）[2]（P10），30年战争后下降了30-40%。人口锐减导致劳动力的严重缺乏，农业荒耕、手工业停滞、商业凋敝、经济交往减少，德意志的经济遭受到一系列的重创。这些重创对德意志社会的经济结构、经营方式以及商品流通的方式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使其在这几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德意志社会经济结构所发生的变化不仅是因为内战造成的经济崩溃带来的结果，而且也受欧洲乃至世界经济格局变革带来的影响。美洲大陆发现后，源源而进的黄金冲击了西欧的黄金市场，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黄金生产大国德意志。30年战争以及在此之后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北方战争和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一而再，再而三地严重地摧毁了德意志的第一大手工业--采矿业。矿井被破坏，矿工成百倍地减少，采矿业的规模大大缩小。这就导致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手工业--冶金、武器制造业--的衰败和停滞。战争造成了商路的阻隔和被破坏，给以中介贸易为主体的商业带来了重创。更何况由于荷兰、丹麦、瑞典的崛起，进入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河流的河口被这些国家所控制，西欧的南北大动脉--莱茵河也任凭法国人自由往来。再加上西欧贸易的整体格局发生了变化，贸易的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这些内外因素综合在一起，彻底改变了中世纪以来德意志在西欧乃至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尚失了争夺国际市场和国际商路的实力。所剩有的仅仅是能够提供粮食贸易资源的土地，使其尚能在国际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仅有粮食贸易，在粮食的对外贸易中产生了商业资本家。而粮食生产和粮食贸易都掌握在大地产主的手中，这就决定了德意志实现资本主义的起点必定是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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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近代社会的国际贸易不再是个人的经济活动，必定要有强有力的政府提供必要的政治、军事以及外交方面的保证。在邦国诸侯领地林立的分裂的德意志，后来居上的普鲁士在王国内建立起了专制君主制和近代国家的官僚机构，因此德意志实现资本主义首先是从普鲁士起步。普鲁士为什么能在邦君诸侯领地林立的分裂割据中脱颖而出呢？这是因为普鲁士较为鲜明地集中了当时德意志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特点，代表了德意志发展的总趋势，是最终统一德意志的主流。
    普鲁士国家制度的转型是与建立一支常备军分不开的。普鲁士王国的基点是1134年由德皇在帝国北部设立的勃兰登堡马尔克伯爵领地[3] （P27-134），在此后几个世纪的一系列战争中上升为王国，因此军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不仅是对外战争的需要，也是对内制衡大地产主势力的工具。普鲁士从17世纪初起就开始建立常备军，并且不断地扩大，1688年共有兵员30625人，而同年，普鲁士的人口总数是1067157人，军队占邦国人口总数的3%[4]（P111-112）。比例之高， 在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之相比。常备军需要固定的军费开支，但是以大地产主制为经济基础的国家政治体制很难给予保证。在经济上，大地产主享有很多的特权，他们可以免缴国税，而且又控制了粮食贸易权。随着大地产的增加，邦国的税收则成反比的减少。在政治上，他们利用邦议会限制邦君以及后来的普鲁士国王的集权，邦君和国王的决策只有经邦国议会的通过才能实施。另一方面，由于农奴制的扩大，自由农民的数量减少，常备军的兵源萎缩。这些都不利于普鲁士的集权，影响了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从17世纪中叶起，德意志的一些政论家就意识到这种经济体制和国家体制之间已经存在的矛盾，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借鉴西欧其它国家的经验，论述建立国家官僚机构的必要性。法伊特·路德维希·封·泽肯多夫就在他的多部著作中一再强调选帝侯王国中行政机构的重要性。他认为，君主的成功在于他是否拥有一大批臣民，而不是依附者[4]（P298-299）。维持常备军军费开支的最有效的途径是扩大税源，有效地管理军费的支出，这就成为普鲁士建立新的国家官僚机构的起点。16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执政后，逐步地限制和废除了大地产主的一些经济特权，委任固定的官吏负责收税和管理军费开支，产生了普鲁士最早的官僚机构--军事总署。邦国制定的经济政策，组织从事的主要经济生产活动都是围绕着保证军费开支和常备军的所需这一目的，促进纺织业为常备军的军服所需，发展武器制造业，为常备军的军队装备，扩大国库储备，为保证常备军的军费开支。贝歇尔告诫邦君要把农业看作是国家经济的基础，他认为农业和农民阶层是轴心，把这两者比喻为大树的根和干。克韦斯奈把土地看作是财富的唯一资源，他认为只有从农业经济中才能生出利润，是从税中获得的，他建议应该向大地产主征税[4]（P299）。正是在这些政论家的理论的指导下， 普鲁士制定了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