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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世纪之交的法国大革命荡涤了西欧的封建制度，德意志更是不可避免地首当其冲地受到剧烈地冲击。1806年8 月“神圣罗马帝国”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在中世纪的西欧国际事务中一直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德意志被划分为四个部分，即：普鲁士、奥地利、“莱茵同盟”以及莱茵河左岸被法国占领的地区。虽然1807年的《提尔西特和约》降低了普鲁士的国际地位，但与其它三个部分的地区相比，只有它能担当起复兴德意志的任务。因此，在普鲁士云集了一批有识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他们都力主进行改革，希望通过改革复兴德意志。普鲁士之所以能成为德意志实现资本主义过渡的带头人，是因为它有以官僚集团和常备军为两大支柱的中央集权化的国家专制体制。构成这两大支柱的成员是大地产主和军事贵族阶层，他们操纵改革不断地朝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在普鲁士，由于农业和对外贸易有密切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大地产主早已参与并控制了粮食贸易，可以说，他们已经在向农业资产阶级转化。1807年10月9日的《十月敕令》，1807年10 月28日的《关于废除国有土地上农民世袭人身隶属关系的法令》，1811年 9月14日的《调整敕令》，农业改革的敕令则进一步加速了他们转化的过程。虽然，从法的角度看这些法令改善了农民的法律地位，废除了农奴制，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但是农民必须通过转让土地或交纳现金的方式获得自由。在获得人身自由的同时，农民也丧失了使用土地的权利，他们只能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成为雇佣劳动力。所以，从经济的角度看，作为生产者的农民因此完全与生产资料--土地彻底的分离。大地产主则通过敕令既扩大了地产，又积累了资本，同时也获得了雇佣劳动力。布罗代尔认为，“任何社会都通过积累拥有一定的资本，一部分是一潭积水般的积蓄，另一部分是通过活跃的经济渠道发挥良好作用的资本。”[10]（P413）普鲁士的大地产主的土地资本像“一潭积水般的积蓄”，同时又有通过粮食贸易而得到的“通过活跃的经济渠道发挥良好作用的资本”的积累，农业资本主义由此而产生。
    资本的积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是实现资本主义过渡的两大前提条件。在英国，这两大前提条件是通过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而满足的，商业和手工业在过渡时期的经济结构中代表着主流方向。商业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有相当一部分不是从封建贵族中产生的，因为他们和掌握国家政权的封建贵族在很多方面的利益不一致，所以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商业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只能通过革命掌握国家的政权，使资本主义和国家趋同，才能完成资本主义的过渡。在德国，实现资本主义过渡的条件在商业和农业中产生，与商业结合构成过渡时期经济结构主流的是农业，农业的资本是土地，“土地的价值是可靠的，此外，超出人们的想象，土地为其拥有者在社会上建立一种显耀的威望”，土地的拥有者享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在货币经济的帮助下，商业资本家和农业资本家是在大地产主中寄生、脱胎，农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都集于大地产主一身。同时，大地产主又是普鲁士官僚集团的主体，在大地产主掌握的国家政权的庇护下，普鲁士的改革必然要朝着有利于大地产主利益的方向发展。因而，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不需要通过剧烈的革命就能使资本主义与国家趋同，通过改革就实现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资本主义的实现不仅在于经济方面，而且也在于政治方面。普鲁士国王把王室的私有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国有土地上的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他们与国王之间关系不再是个人的，他们是国家的臣民，与国王之间是契约关系，这种新的关系需要国家制定的法律的维护和保证，需要国家官僚机构和公共机关的监督和管理，因此这就使得“国家官僚机构和公共机关迅速发展并日趋合理化，常备军建立并扩大，税收制度得以普及和完善”[11]（P89）。 亨廷顿在分析封建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区别时，着重强调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封建社会中，“人们将其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看作是给定的，认为环境是奉神的旨意缔造的，改变永恒不变的自然和社会秩序，不仅是亵渎的而且是徒劳的。……当人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能力，当他们开始认为自己能够理解并按自己的意志控制自然和社会之时，现代性才开始。现代化首先在于人有能力通过理性行为去改变自然和社会环境。”[11]（P92-93）他认为这种从听天由命到主观能动的根本性的转变，最重要的方面是法的观念的转变。在中世纪，法被看作是相对不变的外界权威，即，是神赐予的，是主宰人类的。一切权威均来自于法是一种典型的封建观念。实现资本主义是人们有目的的社会行为，这就需要有变革社会和政治能力的权威，“权威必须属于人而不能属于不变的法。此外，人们必须拥有权力以实施变革。因此，权威必须集中于某些坚强有力的个人或集团手中。”[11]（P94 ）亨廷顿把这称为权威的合理化。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普鲁士依然是一个封建制的国家，正如莫斯卡给“封建国家”下的定义，在这个封建政体中，“社会的所有管理职能--经济的、司法的、行政的、军事的--都同时由相同的个人所行使，同时，国家由小的社会集合体组成，每一个集合体均拥有自给自足所需的全部机构。”[11]（P134）虽然18世纪末期普鲁士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明显地落后于西欧其它国家，但是在思想领域方面却异常的活跃，特别是在启蒙运动时期。启蒙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关系发展得比较快的英国和法国，但是它的发展和普及却大大地超越了地域和国界的范围，因为经济活动已经不再是地域性的，世界性的经济活动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交往和思想领域方面的交流。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是理性主义，它提倡理智地思考和理解，反对无理性地崇拜和政治上的盲从。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先是来自法国，后又深受英国的影响。一批德国的知识分子在法国和英国认识了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体制，引起了他们对德意志分裂的国家政治体制、对落后的经济的反思，激发了他们对造成国家分裂、经济落后的原因的探究，在哲学、文学、戏剧方面出现了许多大师：康德对认识论的研究，莱不尼茨-沃尔夫学说对基督教和自然宗教同一的理性阐述，克洛普斯托克和莱辛用生动、新颖、辛辣的艺术语言对腐朽的封建制度的鞭笞，等等。这些都在唤醒德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提出了建立近代国家体制的政治要求。施密特在他的《德意志人史》中就很明确地指出，国家应当是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公民的自由联合[12]（P186）。德国启蒙运动的学者把启蒙的概念理解为教育，通过教育能够引导和发展人的能力。另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尚没有足够的权势，经济领域中也还没有坚实的基础，他们也只能在教育领域内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在启蒙运动时期德意志的教育有很大的发展，不仅兴建了一些新型的大学作为启蒙教育的基地，而且还在各地兴办了许多市民学校和中等学校。据1800年的统计，德意志城市中约有1.3 %的男性居民接受过大学的、中等学校等各种类型教育。在这些受教育者中，有70%是出身于科学家、官吏、军官和文职人员的家庭[13 ]（P517）。正是这些新型的大学、 中等学校和市民学校为普鲁士的官僚机构培养了大批的、有知识的、受启蒙运动思想影响的国家公职人员。他们改变了普鲁士国家官僚机构的成分，为此后从斯泰因开始的普鲁士改革储备了人员，使改革能够顺利地、持续地具体实施。
    法国大革命是普鲁士实施改革的启动器。普鲁士封建国家机构的一切弊病在普法战争中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国家管理机构的改革迫在眉睫，改革就是要使权威合理化，这种合理化表现为权威的集中和管理职能的分离。1807年斯泰因对普鲁士国家管理机构进行改革的首要点就是把管理国家的职能分开，设立了内政、军政、司法、外交和财政五大专职机构。各个专职机构各行其职，互不干涉，行使由国王直接授予的权利。各个专职机构直接对国王负责。这些各行其职的专职机构保证了国家权力的集中，维护了王权的唯一正统的权威地位。国家的权力自上而下的单向流动，把农业、商业和工业资本主义都归结在官僚制的中央集权中。1818年，普鲁士颁布了新的关税法，废除了王国内部的所有关税，实行低进口税、免出口税、征收高额过境税的统一税制。普鲁士的关税政策，一方面鼓励本国境内的自由贸易，因为自由贸易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则通过限制进口，特别是限制过境贸易，迫使相邻各邦的经济体制与普鲁士的经济体制成为一体。经济的一体化是建立德意志统一的基础。普鲁士通过关税同盟在德意志建立了统一市场，通过市场的经济效能使积累的资本达到了最高限度的利用，资本主义在德意志站稳了脚跟。但是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没有工业化也是无法实现的。
    英国的工业化开始于纺织业，纺织业是自下而上发展的民间手工业，在它带动了机器制造等其它工业的发展后，英国的国家工业才确立。所以，英国的工业化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程。德国的工业化一开始就是国家的行为。德国工业化的领先工业是铁路业，开始于关税同盟的建立。新兴的铁路业是贸易发展的产物，在英国的第一条铁路诞生了仅10年就被引进到了德国。铁路从一开始建立就通过颁发许可证、国家贷款或直接投资的方式被国家所控制，使其一发生就成为国家的工业[14]（P162）。 铁路业带动的是采矿业、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 这些工业行业只有在国家的支持下才有可能快速的发展。因而，德意志的工业化虽然起步晚，但是因为有国家的支持和参与，发展却很快。工业化步伐的加速，要求相应的国家体制的支持，最终导致了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德意志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收稿日期]1999-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