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学习中曾留意英、美等国近20年来古希腊史研究的情况，撰成此文，意欲对其最近的发展作一简要的回顾和评述。因见闻有限，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不当之处，请行家们批评指正。
    一、考古学的变化与经济史研究重点的转移
    近代西欧的古典考古学源自文艺复兴时代的古物收藏，人文主义者们在广泛搜集古典著作的同时，也开始对古典世界的遗迹发生兴趣。17到18世纪，人们探索古典文化的热情进一步高涨，亲自到希腊大陆与爱琴海诸岛考察古迹的日渐增多，一些重要的古典文化遗址如庞贝等先后被发掘。19世纪后期，德、英、美、法等西欧国家先后在雅典建立考古研究院，并在一些重要的古典文明中心如雅典、科林斯等地从事考古发掘活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施里曼、伊文斯等人的发掘把希腊远古时代的历史上推了2000年，在西欧及世界引起了轰动。从此以后，古典考古学实际成了对古典文明城市的考古发掘活动。无可否认的是，这种类型的考古学曾经、并且仍然在古代历史研究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不断为古史研究提供新的材料。美国学者在杜拉-欧罗波斯、派罗斯，英国学者在阿尔明那、旧士麦拿、优卑亚等地的考古发掘活动，都曾经引起学术界及西欧社会的广泛重视，给古希腊史研究以重大推动。从派罗斯发掘出来的大量文物、泥版文书已成为研究迈锡尼社会与历史的基本资料；在优卑亚、阿尔明那及旧士麦拿的发掘，大大改变了人们对所谓“黑暗时代”希腊史的认识，默里因此在其《早期希腊》中增加了《优卑亚的贸易与社会》一章，布克尔特在《东方化革命》运用艺术史材料，阐述了公元前8-前7世纪近东文明对希腊文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注：默里：《早期希腊》（Oswyn Murray,Early Greece），伦敦1993年第2版，第69-80页；布克尔特：《东方化革命》（W.Burkert,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可以相信，随着考古活动的进一步深入，考古发掘仍将为古希腊史提供大量新材料，促使学者们进行新的探索，提出新的假设和观点。
    但是，这类考古发掘活动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是它能涉及的范围有限，眼光主要盯在城市中心或宗教圣地上，更广大的农村地区往往被忽视。从古代历史的实际来说，居民主要生活在农村，忽略了农村，等于抛弃了古代人口的大多数，据此所建立的历史图景，显然难以反映真实的历史面貌。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被发掘的古代城市，其真正被发掘的地区也有限，更大片的地区，或者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或者因其位于现代城市之下，只能弃之不顾。由此而提出的结论或看法，必然也是片面的、暂时的，随着新的发掘活动而不断被修正或完全被推翻。二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发掘的程序愈来愈精细复杂，既耗时，又费资，造成经费严重不足，制约了新的发掘活动的开展。同时由于经费的限制，大部头、多卷本考古报告的出版及销售也面临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注：斯诺德格拉斯：《希腊和地中海区的考古调查》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学者们开始把眼光投向更广大的农村，广泛开展考古调查，一门新的学科“调查考古学”自70年代以来迅速兴起。它原是美国学者为研究美洲印地安人城市不太发展的文明而创造出来的，后被古典学者接受，并被广泛地应用于古典考古。它的主要方法是选定某一地区，尽可能地收集该地区有关的各种材料如文献、地面实物、定居点遗迹、地质、植被资料，对其从古至今的历史变迁进行综合研究。参加者不仅有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等专业古典学者，还有地质、植物学家，其目的是力求在全面研究各种材料的基础上，得出关于某一地区的总体印象，有时还对所选地区内的重点遗址进行有选择的发掘。70年代以来，英、美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一些重大努力并已取得显著成果。斯诺德格拉斯在比奥提亚，赖特在尼米亚河谷，詹姆逊在南阿哥立德，凯利在南优卑亚，西普勒在拉哥尼亚等地的考古调查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其成果先后出版。这些著作都卷轶浩繁，包含大量新的、有些是在古代文献和考古发掘中难以得到的资料，因而给古希腊史研究以有益的推动（注：在推广调查考古学方面，现任剑桥大学古典考古学教授斯诺德格拉斯是最早进行有关实验的学者之一，也是该方法的积极推广者。有关最近的进展，请参看下列著作：宾特里夫与斯诺德格拉斯：《剑桥-布拉福德对比奥提亚的调查》 詹姆逊：《一个希腊乡村：史前到当代的阿哥立德》（M.H.Jameson,A Greek Countryside: the Southern Argolid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Day），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但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那样，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对调查地点的选择有时并不恰当，事倍而功半；二是未能把调查得来的资料与文献及其他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新的、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图景；三是地表调查不能完全取代考古发掘，有些资料还只能通过发掘古代文明遗迹才能得到（注：阿尔科克和切里：《不惜代价地调查》（S.Alcock & J.Cherry,Survey at anyPrice），（英国）《古典古代》（Antiquity）第70卷，1996年，第207-211页。）。
    尽管如此，考古调查仍然给古希腊史、尤其是早期希腊史和希腊经济史研究以巨大的推动。20世纪初以来有关古代经济性质的争论固然仍未、而且短期内也不可能平息，原始派和现代化派也都各有支持者，但双方争论的焦点已逐渐从城市转向农村，从工商业转向农业。双方大体都承认：古代希腊的经济，从其本质上来说，是农本经济，与近代资本主义完全商品化的经济有着重大或本质的差别，古代居民的大多数是土地所有者，耕地是他们生活的基础和收入的主要来源。双方现在争论的是：古代希腊的农业究竟是商品化程度较高，带有近代色彩的经济，还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糊口经济。以加恩西、加兰特、博福德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大体上坚持原始派的观点，认为古代希腊的农民虽因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胜利而基本免除了捐税的负担，处境较其他前资本主义阶段社会中的农民为优，中等以上的家庭中可能还储存有一些粮食，且可利用邻里、公社等多种社会渠道应付突发性危机，经济地位相对稳定，但农民进入市场的机会仍极少，且大都是在不得已如饥荒时从市场购买粮食时，才在对自己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进入市场。农民所从事的生产，从其根本目的来说，仍是为了满足消费需要的简单再生产而不是适应市场需要的扩大再生产（注：加恩西：《希腊罗马世界的饥荒和食品供应》（Peter Garnsey,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加兰特：《古代希腊的风险与生存》（Thomas Gallant,Risk and Survival in Ancient Greec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博福德：《古代希腊的土地与劳动》（Alison Burford,Land and Labor in Ancient Greec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以莫里斯、汉逊等为代表的另一批学者认为：迈锡尼文明的崩溃，把农民从迈锡尼时代的宫廷经济中解放出来，使农民成为独立的土地所有者。黑暗时代与古风时期的社会变化，导致希腊独立的家庭农场式农业的兴起。这类农场以精耕细作型的集约化农业为主，其产品面向社会市场。农民经济的独立及巩固是古风时期平民反对贵族斗争胜利及希腊城邦民主兴起的根本条件（注：莫里斯：《〈古代经济〉出版20年后的雅典经济》（Ian Morris,The Athenian Economy Twenty Years after The Ancient Economy），（美国）《古典语文学》（Classical Phiology）1994年，第351-360页；汉逊：《另一批希腊人》（Victor Hanson,The Other Greeks），自由出版社1995年版。）。奥斯邦指出：希腊农民的生产乃是有为而作，并非全为自身消费或盲目生产（注：奥斯邦：《陶瓶，贸易和古风希腊的经济》（R.Osborn,Pots,Trade and the Archaic Greek Economy）， （英国）《古典古代》（Antiquity）1996年，第31-44页。）。 在笔者看来，排除原始派有意压低希腊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极端提法不谈，前一类观点应更具说服力。但后者亦不全无根据。正如奥斯丁曾经指出的那样，对希腊人来说，贸易是其文明组成的一部分，希腊的商船很早就出现了，完全把贸易从希腊经济中清除出去，显然不合乎希腊历史的实际（注：奥斯丁：《评〈古代经济中的贸易〉》（M.M.Austin,Reviewon Trade in the Ancient Economy）， （英国）《希腊研究杂志》（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1985年，第209页。）。科德斯瑞和詹姆逊的研究也表明：当希腊陷入孤立状态时，她的经济、文明就衰退，而当其与外界的联系恢复与发展时，其经济也呈现相对的繁荣（注：科德斯瑞：《几何陶时代的希腊》（J.N.Coldstream,Geometric Greece），纽约1977年版；詹姆逊：《一个希腊乡村：史前到当代的阿哥立德》。）。因而如何估价商品生产在希腊经济中的作用，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