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农业史紧密联系的是对希腊农村史的研究，奥斯邦与安德尔在该领域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两者都把注意力放在古代的城乡关系上，强调农村对城市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地位。安德尔指出：过去人们关注的只是希腊人的文化成就。精美的建筑、优雅的艺术、令人感动的悲剧等，固然让人赞叹，可人们不应忘记：高级文化并不能单独存在，无论是商人、手工业者，还是艺术家、哲学家、诗人，首先都必须有吃的和穿的，而这些在当时只能来自农村。所以他将其书命名为《在卫城之外》。奥斯邦具体揭示了城市对乡村资源如粮食、金钱、石材等原料的利用，并将其与古代的政治生活联系起来考察，声称雅典民主很大程度上仍是富人的民主，因为只有富人有能力既在德莫中保持影响，又可长期居住在政治生活中心雅典城内，从而较好地阐明了雅典政治家多为富人却仍为民主制度的历史现象（注：范·安德尔等：《在卫城之外》（T.H.van Andel,Beyond the Acropolis:a Rural Greek Past），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奥斯邦：《古典风景图》（ Robin
    Osborn,Classical Landscapes with Figures），伦敦1987年版； 奥斯邦：《德莫斯：古典阿提卡的发现》（ Robin Osborn, Demos:the Discovery of Classical Attika），剑桥1985年版。）。此外，伊萨格尔、汉逊、詹姆逊等也程度不同地参与了希腊农村史的探讨。
    考古调查还给希腊城邦史研究以新的推动，在默里主编的论文集《希腊人的城市》中，不少作者都运用了调查考古所得的资料，在里奇等主编的《古代希腊的战争与社会》、《古代世界的城市与农村》中，也有大量论文运用了调查考古的材料分析定居类型、希腊城邦的资源、雅典统一阿提卡的原因等具体问题。我们固然不可能完全赞同他们提出的所有观点，但他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及其对史料的解释，不无可资借鉴之处。
    二、对雅典的赞美与对斯巴达的批评
    在希腊的古典时代，雅典与斯巴达除极短期的合作外，几乎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两大城邦对希腊大陆政治、军事霸权的争夺，构成了希腊政治史的主线。在近代德国史学中，除批判史学的开山祖师尼布尔外，多数学者推崇寡头制的斯巴达，雅典民主常以民众暴政的面貌出现。跨入现代后，整个局面并无大的改观。法西斯专政时期，一小撮御用学者如贝尔夫等人，为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极力美化斯巴达的军国主义体制，甚至号召德国人要像温泉关的斯巴达人一样，誓死不归，大大败坏了德国古典学的声誉。在英、美、法等国，虽然民主制度建立较早，自由主义传统较浓厚，但对雅典民主全面否定者仍不乏其人。法西斯战败后，面对遍及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与西欧的民主化浪潮，御用的德国古典学的影响日渐式微，斯巴达逐渐受到批判，雅典民主则日趋被理想化。在英、美古史学者中，这一趋势表现得更加明显。
    在战后英美学者把雅典民主理想化、严厉批判斯巴达的潮流中，琼斯与福热斯特发挥了重要作用。琼斯的专长本是晚期罗马帝国史，但他在古希腊史领域也卓有建树，其《雅典民主》和《斯巴达》至今仍在学术界保持巨大影响，在为雅典民主辩护和批评斯巴达方面，更是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他指出，斯巴达人在历史上并不比雅典成功，他们在希波战争后迅速丧失了盟邦的信任，让雅典人取得了领导权；在借波斯之助击败雅典后，不到10年便与自己最忠实的盟友底比斯和科林斯闹翻，引起科林斯战争；“大王和约”后，斯巴达到处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招致天怒人怨，其霸权仅维持了20年；在制度上，雅典民主更加人道，对待奴隶较为温和；雅典公民的大多数是小土地所有者，中产阶级及其以上的家庭在政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雅典的收入主要来自国内，其制度并非依赖于雅典帝国肌体上的寄生虫（注：琼斯：《雅典民主》（A.H.M.Jones,The Athenian Democracy），牛津1957年版；琼斯：《斯巴达》（A.H.M.Jones,Sparta），牛津1967年版。）。福热斯特较琼斯稍晚，著有《斯巴达史》、《希腊民主的兴起》等重要著作。《斯巴达史》不足200页，但叙事简明扼要，观点鲜明。 作者对斯巴达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但更多地从制度及内部政策着眼，认为正是向来被视为稳定典范的斯巴达政府内部的矛盾导致了其对外政策的摇摆，国王、监察官、人民大会及贵族议事会之间始终存在深刻矛盾。反观雅典，在其全体公民的指导下，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内外政策都较斯巴达人成功（注：福热斯特：《斯巴达史》（W. G. Forrest, A History of Sparta），伦敦1968年版； 福热斯特：《希腊民主的兴起》（W.G.Forrest,The Emergence of Greek Democracy），伦敦1966年版。）。
    70年代，把雅典民主理想化和批判斯巴达潮流的代表人物是琼斯的学生、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古史学家德圣克罗阿。在他的身上，体现了琼斯派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的结合。早在50年代，他就在其专题论文《雅典帝国的特点》中，指出雅典的统治受到盟邦大多数公民，尤其是相对贫困的公民的支持，在盟邦中挑起暴动的只是少数寡头分子，因为雅典的民主政治不利于富人对贫穷公民的剥削。在其专著《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中，他进一步证明：斯巴达所有制度的核心是镇压黑劳士。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建立、公餐制等，无不服务于这一根本目的。但雅典民主的兴起与扩张却对斯巴达视为其根本的黑劳士制度形成了严重威胁。自公元前6世纪末以来， 斯巴达一直图谋打败雅典，均未能找到合适的机会。所以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斯巴达蓄意以科西拉争端、麦加拉法令等作为借口挑起的。伯里克利指导下的雅典一直试图避免战争，所采用的也是纯粹防御战略，不可能成为发动战争的罪魁（注：德圣克罗阿：《雅典帝国的特点》（G.E. M. de Ste Croix,The Characters of Athenian Empire）， （德国）《历史》（Historia）1954-1955年，第1-41页； 德圣克罗阿：《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 G.E.M.de Ste Croix,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伦敦1972年版。）。
    与德圣克罗阿观点较为接近的还有芬利、梅格斯等人。芬利的《斯巴达》指出：斯巴达制度的理想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它的制度本是为战争而建立的，但恰恰是在战争中，其制度上的缺陷暴露无遗，结果是成功的战争摧毁了以战争为目的建立起来的斯巴达制度与国家（注：芬利：《历史的使用和滥用》（M.I.Finley,Use and Abuseof History），伦敦1990年版，第161-177页。）。在为雅典民主辩护方面，芬利也不比琼斯和德圣克罗阿逊色。他借用雅典直接民主的实例，批评了当代政治学中的保守思潮，为雅典人创造的政治参与体制大唱赞美诗。在这同时，芬利并不讳言雅典的缺陷，尤其是在有关雅典帝国的评价问题上，芬利和梅格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梅格斯的专著《雅典帝国》宣称：雅典人是应盟邦之请而出任盟主的。作为盟主，她打败波斯、清剿海盗、奖掖学术和文化，并未滥用盟邦贡金，其相当大的一部分收入通过水手工资的形式又被返还给盟邦。芬利则认为，雅典帝国初建时，确实受到了盟邦的欢迎，而且雅典还保卫希腊免受波斯威胁，其所收的贡金也不是十分沉重，不足以成为盟邦的严重负担。但这并不排除雅典也从盟邦得到了各种有形无形的好处，特别是其上层分子借机在盟邦占有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形式的财产。而雅典征收贡金的行为，不管其是轻是重都是剥削，引起盟邦的反感也是事实（注：芬利：《古代和现代的民主》（M.I.Finley,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伦敦1973年版；芬利：《5 世纪的雅典帝国》（M.I. Finley, TheFifth-Century Athenian Empire），见加恩西等编：《古代世界的帝国主义》（P.D.A.Garnsey etal,Imperialism in the Ancient World），剑桥1978年版，第103-126 页； 梅格斯：《雅典帝国》（ Russell Meiggs,Athenian Empire），牛津197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