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20年来英、美等国的古史研究，有两点表现十分突出：一是研究领域的拓宽，一是理论与方法的多样化。在经济史研究中，原来不受重视的农业与农村成为新的热点。在雅典民主与斯巴达史研究中，政治参与、精英与群众的关系、政治的具体运作、社会结构、财富在社会不同阶层间的分布等得到较具体的分析和阐述，人们不再满足于笼统的、表面的印象，而更多地注意到具体而微的史实。此外，一些在希腊世界曾发挥重要作用但在以前未得到深入研究的城邦如科林斯、迈加拉、厄吉那、萨莫斯等，近年来也得到学者们的充分重视，有人还为其写出了专史（注：据笔者初步了解，目前已出版的有科林斯、迈加拉、西库昂、阿哥斯、萨莫斯、底比斯、厄吉那、克里特、色撒利、西西里等邦或地区的断代史与专史。）。以雅典、斯巴达为中心的希腊史格局正在被更全面反映希腊各邦历史的图景所代替，一向被视为以工商业立国的希腊经济史模式也正逐步让位于更接近实际的农本经济模式。在方法上，传统的训诂考证虽仍占统治地位，但人们现在更多地注意新的理论和方法，致力于把新理论、新方法与传统的训诂考证相结合，给古代希腊史研究以积极的推动，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日趋扩大是其最明显的反映。德圣克罗阿、卡特里奇等人，都是既有理论的建树，又有深厚史料功底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其他学者如奥斯丁、芬利等，也都在保持传统方法的同时，广泛借用了人类学、经济学的成果与方法，使他们的著作不同凡响。但在这一片繁荣之中，我们也发现西方的古希腊史研究存在一些问题，较突出的是专业研究人员与普通读者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使二者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困难。芬利曾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为此作出了努力，但效果并不理想（注：见芬利：《古代希腊的经济与社会》（M.I.Finley,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伦敦1981年版。编者B.D.Shaw专门写了一篇导论，介绍芬利的生平及治学，另请参看王敦书、周爱萍：《一代古史名家M.I.芬利和他的史学方法》，《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长此以往， 将给古史研究带来不利影响。其次是部分学者沉溺于微观考据而忽略了宏观把握，专业化的同时出现了历史学的碎化，以至于把史学变成了考据学。最后是某些学者在借鉴新理论、新模式时，生吞活剥，未经改造便拿到古史领域滥用，得出一些让人莫名其妙、甚至违背历史真实的结论，暴露了他们因缺乏科学理论，尤其是历史唯物论指导而固有的缺陷。在这方面，中国的古史学家们仍是大有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