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批评斯巴达、美化雅典的倾向日趋明显。为了纪念雅典民主诞生2500周年，英美古史学界举行了不少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一批论文集，相当一部分学者有把雅典民主理想化的倾向，显例是库马理德斯主编的《好主意》和欧班主编的《雅典政治思想与美国民主的重建》，两书的作者中都有不少大名鼎鼎的学者，观点也不完全一致，但在尽力拔高雅典民主对当代社会的借鉴意义方面却几乎是共同的（注：库马里德斯：《好主意》（J.Koumoulides,The Good Idea），纽约1995年版； 欧班：《雅典政治思想与美国民主的重建》（J.Peter Euben,Athenian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Democracy），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在80年代以来所出版的大批希腊史专著中，有关雅典民主的著作占了相当大的份量。它们大体上可被分为两类：一类较为重视制度，如奥斯瓦尔德的《从人民主权到法律的政治》、圣克来尔的《雅典的民主和参与》等。前者的著作实是其《诺莫斯和雅典民主的开端》的续编，综合运用了历史文献、碑铭与考古材料，阐述雅典人民主权自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后逐步扩及对社会、宗教的控制，终至厄菲阿尔特改革达到其顶峰，后渐遇寡头派反对。民主派为适应形势变化，调整政策，至公元前5世纪末终于确立起法律的统治地位的过程，展示了公元前5世纪雅典社会、政治发展的广阔画面。圣克来尔着重从制度上分析了雅典民众参与政治的各种渠道、影响政策的途径、领袖与公民的关系等，认为雅典民主作为一种参与制度，虽有对领袖较为严厉的一面，仍是一种优良的参与体制（注：奥斯瓦尔德：《从人民主权到法律的统治》（ M.Ostwald, From Popular Sovereignty to the Sovereignty of Lau），柏克利1986年版；圣克来尔：《雅典的民主与参与》（R. Sinclair, 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Athens），剑桥1988年版。）。 另一类可称为实质派，其代表人物有芬利、戴维斯、奥斯邦、奥贝尔等。芬利提醒人们在研究雅典民主时不要落入制度史的陷井，因为无论谁是执政官或将军，对政治具有影响力的总是那些特定的人物，制度并不是一切。他反对把伯里克利以后的政治家称为“人民领袖”（demagogue），因为在雅典的直接民主体制下，任何政治家或多或少都是“人民领袖”，必须以人民的意志为依归，时刻注意公民情绪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克里斯提尼、地米斯托克利、克列昂之间并无实质的区别。戴维斯运用人物志（prosopography）的研究方法， 详细研究了在雅典可以被称为有影响的人物的家庭背景，发现在雅典民主中，富人始终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在公民大会上提出建议的，出任各种主要官职的，大多是富人。奥贝尔利用阿提卡演说家的资料，探讨了公元前4 世纪雅典较其他城邦稳定的原因。在他看来，雅典政治家虽大多是富人，但他们必须服从公民大会的意志，以平民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作为国家政策的决定者，平民对领袖享有心理优势，所以雅典虽同样存在财产不均现象，社会与政治却相对稳定（注：芬利：《雅典的人民领袖》（M.I.Finley,Athenian Demagogues），见芬利主编：《古代社会研究》（M.I.Finley,Studies in Ancient Society），伦敦1974年版，第1-25页；戴维斯：《雅典有产家庭》（J.K.Davies,Athenian PropertiedFamilies），牛津1971年版；奥贝尔：《雅典民主中的民众与精英》（J.Ober,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普林斯顿1989年版。）。奥斯邦的观点已见前述，不再重复。
    在把雅典民主进一步理想化的同时，学者们对斯巴达的批判相应地有所加强，其代表人物是德圣克罗阿的学生、现为剑桥大学高级讲师的卡特里奇。在史观上，作者接近马克思主义，主张用阶级斗争理论解释古代希腊历史，同时又深受琼斯、德圣克罗阿等人学术观点的影响。作为当代西方著名的斯巴达史专家，作者写有《斯巴达与拉哥尼亚》、《亚偈西劳与斯巴达的危机》、《希腊化与罗马的斯巴达》等专著及大量的论文，涉及斯巴达历史的方方面面。他强调说：斯巴达社会制度的根本是黑劳士制度，其社会财富都是黑劳士创造的，正是黑劳士使斯巴达人能脱离生产劳动而成为职业战士，并构成斯巴达强盛的基础，因而斯巴达所有制度及政策的出发点，无不以维护对黑劳士的剥削和压迫为出发点。在斯巴达公民内部存在着严重的财产不均和社会不平等。除黑劳士外，斯巴达有产者还拥有物化奴隶，并剥削他们的劳动。斯巴达的衰落，完全是由于黑劳士的反抗、统治阶级的贪婪、公民队伍的急剧分化、斯巴达愚蠢而又不稳定的对外政策造成的。如果说琼斯和德圣克罗阿对斯巴达的批评更多的还限于理论阐述的话，卡特里奇的研究显然更加深入和彻底，也更具说服力，得到相当大一批学者的支持，使批判斯巴达真正形成潮流。修订版《剑桥古代史》第6 卷就大体接近了卡特里奇的看法。有关作者认为，斯巴达所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迅速遇到对其霸权的挑战，关键在于斯巴达的制度不适合于掌握对希腊的领导权；另一学者霍提金森也认为，制度上的缺点是斯巴达公民队伍迅速瓦解的原因之一（注：卡特里奇：《斯巴达与拉哥尼亚》（ P. Cartledge, Sparta and Lakonia,a Regional History），伦敦1979年版；卡特里奇：《亚偈西劳与斯巴达的危机》（P.Cartledge, Agesilaos and the Crisis of Sparta），伦敦1987年版；卡特里奇和斯帕福斯：《希腊化与罗马的斯巴达》（P.Cartledge & J.Spawforth, Hellenisticand Roman Sparta），伦敦1989年版；刘易斯等主编：《剑桥古代史》（D.M.Lewis,J.Boardman, S. Hornblower, The CambridgeAncient History）第6卷，剑桥1994年版，第24-32页；霍提金森：《战争、财富与斯巴达社会的危机》（S.Hodkinson,Warfare,Wealth,and the Crisis of Spartiate Society）， 载里奇等主编：《古代世界的城市与乡村》（John Rich,City and Country in the Ancient World），伦敦1991年版，第146-176页。）。这股全面批判斯巴达历史的思潮肯定有其偏颇的一面，拉壬比指出：斯巴达的制度固然有缺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斯巴达的历史一团漆黑。与其他城邦的物化奴隶相较，黑劳士的处境并不十分糟糕；斯巴达人干涉他邦内政，也不比雅典等更多或更恶劣；批判斯巴达国家的军国主义，不能连斯巴达士兵的纪律性与英勇精神也一概否定（注：拉壬比：《斯巴达的军队》（J. F.Lazenby,The Spartan Army），沃明斯特1985年版。）。可以预料，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和人们视野的拓宽，学者们对雅典与斯巴达的评价也将日趋公正与合理。
    三、马其顿与希腊化史研究的新趋向
    近代以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欧美关于马其顿的史学，一直处在德国学术的强大影响之下，其研究范围也十分狭窄。腓力二世与亚力山大大帝的事迹，实际上成为马其顿史研究的核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考古资料的丰富以及对文献史料的深入开掘，马其顿史研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是文献史料得到充分的研究，哈蒙德和博斯沃斯在这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哈蒙德大体代表了战前欧美马其顿史学的传统，对历史文献较为重视，长于训诂考证，笃信古典著作。在他看来，阿里安的《亚力山大远征记》主要利用了托勒密的成果，托勒密的资料又直接来自亚力山大的行军作战日志，因而是最为可信的历史记载。后人所以在有关亚力山大的问题上发生争论，是因为他们希腊语水平不过关，把原文理解错了。现在要做的只是正本清源，弄懂原文的意思（注：哈蒙德：《关于亚力山大大帝的史料》（N.G.L.Hammond,Sources for Alexander the Great），剑桥1993年版。）。 可问题并不像哈蒙德所想的那么简单。博斯沃斯在其名为《从阿里安到亚力山大》、《阿里安亚力山大历史疏证》等著作中，虽然对阿里安一书的史料价值给予高度评价，指出阿里安并不仅仅是个文抄公，除托勒密之外，他还利用了同时代流传的其他类型的史料，与拉丁作家卢福斯等人的著作相比，当然有较多的优点，但其他作家的记载也不无价值。大体说来，阿里安的著作仍为学者们利用的主要文献，其他作家的史料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博斯沃斯就指出：关于亚力山大的争论，往往就源自阿里安传统与所谓的“通俗”传统之间的矛盾或不一致，“通俗”传统不能被忽视（注：博斯沃斯：《从阿里安到亚力山大》（A.B. Bosworth, From Arrian to Alexander），牛津1988年版； 博斯沃斯：《阿里安亚力山大历史疏证》（A.B.Bosworth,Gommentary on Arrian's History of Alexander），两卷，牛津1980-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