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马其顿史进行综合研究方面，哈蒙德发挥了重大作用。他曾多次在马其顿从事学术考察，仔细研究过马其顿的山川地理。其最主要的著作为《马其顿史》（其中第二卷与格里非斯、第三卷与沃尔班克合著）。书中关于马其顿自然环境、历史地理的描述，非亲身考察过马其顿者不能为。对早期马其顿史的探讨，更具有填补空白的开创意义。在观点上，哈蒙德更接近20世纪上半期的德国传统。他虽然声称既从希腊人、又从马其顿人的角度来看待腓力二世，但仍把腓力二世严重地理想化了。在哈蒙德的笔下，腓力不仅是军事奇才，更是政治里手。他继承的是一个频于崩溃的国家，但他传给亚力山大的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并在希腊大陆建立了和平。这就明显拔高了腓力个人的作用。他关于马其顿史的一系列专著也存在同样的倾向（注：哈蒙德：《马其顿史》（N.H.L.Hammond,A History of Macedonia），牛津1972-1988年版；哈蒙德：《马其顿的腓力》（N.G.L.Hammond,Philip of Macedon），伦敦1994年版；哈蒙德：《亚力山大大帝》（N.G.L.Hammond,Alexander the Great），伦敦1980年版；哈蒙德：《马其顿国家》（N.G.L.Hammond,The Macedonian State），伦敦1992年版。）。
    但是，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史学家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50至60年代，巴迪安已在一系列论文中从新的角度重评亚力山大，把亚力山大当作一个精于算计、有极强权势欲的政客而不是超人对待（注：巴迪安：《1948年到1967年亚力山大大帝研究综述》（E.Badian,Alexanderthe Great:1948-1967），《古典世界》（Classical World）1971年，第37-83页。）。70年代，伊利斯力图从马其顿国家的发展史中而不是从腓力个人的角度解释公元前4世纪后期马其顿的崛起， 更多地重视马其顿人在其对外扩张中的作用（注：伊利斯：《腓力二世与马其顿的帝国主义》（J.R.Ellis,Philip Ⅱ and Macedonian Imperialism），伦敦1976年版。）。80年代以来，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新近修订再版的《剑桥古代史》第6卷有关马其顿的章节，均出自伊利斯、 博斯沃斯等新一代学者之手。正如一位评论者所指出的，在他们的笔下，腓力、亚力山大都失去了昔日的神圣光环，更像普通的国王，他们同样会犯许多错误，有着常人都有的嗜好和弱点。由霍恩布劳执笔的该卷结语部分，主要从历史环境而非亚力山大个人的才能、不可理喻的动机来解释亚力山大对波斯的征服及其统治措施。博斯沃斯的《征服与帝国--亚力山大的统治》既写出了亚力山大的精明过人之处，但也揭露出亚力山大残暴和失策的地方，表现得更加客观和公正，也更为符合历史的实际。它们表明：对马其顿历史的理想化已成过去，科学、客观地评价马其顿史的曙光已经出现（注：刘易斯等主编：《剑桥古代史》第6卷，第723页以下； 博斯沃斯：《征服与帝国：亚力山大的统治》（ A.B.Bosworth,Conquest and Empire: the Reign of Alexander theGreat），剑桥1998年版。）。
    因马其顿人征服、亚力山大的帝国分裂而形成的希腊化世界，自19世纪上半期德罗伊增开拓性的研究以来，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在80年代以前的希腊化史研究中，大体存在两个不同的学派：一派可被称为“有益的帝国主义”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最杰出的希腊化史专家塔恩。在其关于希腊化时代的一系列著作中，他几乎赋予希腊化诸国统治者以传播希腊文化、在亚洲广泛建立希腊式城邦的传教士般的使命感。德国学者本格森走得更远，在他的笔下，希腊人在东方的统治是给被统治地区带去文明的善举（注：塔恩和格里非斯：《希腊化文明》（W.W.Tarn & G.T. Griffith, Helllenistic Civilization），伦敦1952年版；本格森：《希腊史》（H.Bengtson,Griechische Geschichte），慕尼黑1960年版。）。另一学派的观点几乎与上述看法相反，主要由法国及部分英美学者组成。在他们看来，希腊-马其顿人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是殖民和剥削，希腊人与土著居民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的只有敌意而无亲善。法国学者威尔的名作《希腊化世界政治史》把统治者未能恰当地处理征服者和原有居民之间的关系当作塞琉古王国崩溃的主要原因；埃迪从宗教史的角度出发，探讨希腊化世界不同地区的祭司对抗希腊人文化与政治统治的方法及目的，指出神化已死去的国王的做法正是出于反抗现实统治者的策略需要（注：威尔：《希腊化世界政治史》（E.Will,HIstoire politique du monde hellenistique），南锡1966-1967年版；普雷奥：《希腊化世界：希腊与东方，公元前323-146年》（Claire Preaux,Le monde hellenistique:a grece et l'orient,323-146 av J.-C.），巴黎1978年版；埃迪：《国王死了》（S.K.Eddy,The King Is Dead），林肯，内布拉斯加1961年版。）。两者相较，后一种看法显然更合乎历史的实际。但二者的共同点是：双方都使用希腊人所提供的史料，从希腊人而非被征服者角度看问题。
    80年代，准确地说是80年代中期以来，近东古代史学者陆续加入希腊化史研究队伍，成为希腊化史研究中的一支新军。他们熟悉近东文化传统，精通赫梯、亚述文字，可以直接利用楔形文字泥版文书的材料，因而至少在材料的开掘上较前人更加深入和广泛。同时，一些长期从事希腊罗马史研究的学者也转变了观点。他们与近东古代史学者合作，给希腊化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新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沃尔班克、库尔特、谢尔曼-怀特等人。沃尔班克指出：所谓统一的希腊化文化并不存在。被征服地区确有部分上层分子接受希腊文化，希腊人在亚洲建立的城市也确实是希腊文化的中心，但仅此而已。更广大的地区，尤其是农村，仍然保持着原有的文化传统（注：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F.W.Walbank,The Hellenistic World），伦敦1992年版。）。库尔特和谢尔曼-怀特都是近东古代史专家，在她们主编的论文集《希腊主义在东方》中，她们呼吁改变从希腊、罗马人的角度看近东历史的做法，更多地注意近东自身的传统、特别是阿黑门尼德帝国传统在希腊化时代的影响；在使用资料时，应更多地注意近东本地的编年史。她们虽然承认近东在塞琉古帝国时有某种程度的希腊化，但认为那不过是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要。1993年，她们合著的《从萨马尔罕到萨尔迪斯》出版。该书再度批评了希腊化时代的统治者有传播希腊文化使命感的论调，指出国王们的统治虽有赖于当地上层分子的支持，其政策带有扩大希腊文化影响的色彩，但并不意味着统治者们的主观愿望如此。事实是塞琉古王国所任用的官员更多的是亚洲土著（注：库尔特和谢尔曼-怀特：《希腊主义在东方》（A.Kuhrt & S.Sherwin-White, Hellenism in the East），伦敦1987年版；库尔特和谢尔曼-怀特：《从撒马尔罕到萨尔迪斯》（A.Kuhrt & S.Sherwin-White, From Samarhand to Sardis），伦敦1993年版。）。米拉在他关于希腊化时代近东希腊化的一篇论文中，强调在罗马人征服前，叙利亚的希腊化程度十分有限，仅限于若干中心城市（注：见库尔特和谢尔曼-怀特：《希腊主义在东方》中米拉的论文。）。叙利亚本是塞琉古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区，如果米拉的结论能够成立，将大大改变希腊化史的面貌。刘易斯的观点与米拉类似，他认为，在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土著居民始终未能与希腊人融合。希腊人可以占据官位，控制商业，但是在更广大的地区仍然是埃及文化占统治地位。托勒密诸王的二重功能--希腊的与埃及的，就反映了两种文化并存而不融合的状态，其末代君主克娄巴特拉和恺撒的尼罗河之旅清楚地说明：越向内地深入，希腊文化的影响就越加微弱（注：刘易斯：《托勒密埃及的希腊人》（N.Lewis,Greeks in Ptolemaic Egypt），牛津1986年版。）。
    上述看法表明：随着历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学者们对希腊化史的认识更加全面，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唯物史观的指导，他们对社会结构、社会性质、奴隶制在希腊化世界中的作用等重视不够，这些领域尚有待马克思主义的古史学家去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