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问题
    20世纪是亚洲觉醒的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及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形成，是这一时期阿拉伯史演变的总趋势。《简史》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不是简单地罗列一系列事件的历史过程，而是重点分析殖民政治在不同国家的不同表现形式，注意考察殖民统治对阿拉伯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及国民心理的影响。正如《序言》中所说的：“尤其是殖民主义问题，只有从阿拉伯社会生活中复杂的、多层次的探究中，才可能进一步作出客观的、科学的结论”（第5页）。
    《简史》以点面结合的方式，梳理了阿拉伯国家的民族独立斗争，注意其特殊性及连锁反应性，并且特别重视对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历史条件时，《简史》有理有据，深刻精辟。作者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这四大帝国的王冠纷纷落地，直接或间接地为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战争期间和战后，英法等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入侵和占领，加深了阿拉伯人民的苦难。同时，“战争也促进了阿拉伯各国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变动。由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经济上的控制，特别是它们不断增加对殖民地国家的军事订货，使商品和资本输出相对缩减，这就促使阿拉伯各国的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一些国家已登上政治舞台；工人阶级也有所壮大，其他阶级和阶层的觉悟也在提高。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利亚人’、突尼斯的‘自由宪政党’、苏丹的‘白旗联盟’、埃及的‘华夫脱党’等民族主义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这就为民族解放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准备了经济基础、阶级基础和组织基础”（第333页）。
    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阿拉伯统一的思想随之出现，并最终成立了阿拉伯联盟。关于阿盟的历史活动，西方学者与阿拉伯学者历来有不同的评价。《简史》则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上，提出了客观的看法。指出：在外交和政治事务中，阿盟把维护阿拉伯各国的合法利益始终放在首位。它坚决支持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大力支持埃及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的对英斗争；援助也门和沙特阿拉伯在亚丁及布赖米绿洲问题上与英国的争议，等等，因而在阿拉伯世界及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上升。同时也应看到，“阿盟虽然有一个较好的开端，但后来遇到了不少挫折，其内部矛盾重重，它没能实现各阿拉伯国家间发扬和平友谊的精神，也没法消除他们之间的隔阂与分歧。围绕着争夺阿拉伯世界盟主权力的斗争经常反映在理事会的讨论中，而埃及自一开始就占上风。纳赛尔时期，阿盟几乎被埃及所控制，一些国家对此甚为不满，因此，在处理内部政治事务方面缺乏统一意志，难以作出任何有力的结论”（第487页）。 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在于，多年来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所强调的阿拉伯统一，严重脱离了阿拉伯社会的现实，超越了阿拉伯各国所具备的内外条件。
    《简史》还围绕着阿拉伯统一运动的发展，透视了阿拉伯国家的内部关系，并分析了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势力的介入对阿拉伯世界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三） 关于现代化进程问题
    自19世纪初叶以来，贯穿于阿拉伯历史之中的另一条主线是现代化进程问题。《简史》花费较大的篇幅论述了奥斯曼帝国的“旦马齐特”时代，指出这长达百年的改革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封建制度的基础，也未能最终挽救帝国的解体，但它毕竟使古老而沉闷的奥斯曼国土上出现了一系列前所未闻的新事物，如现代法令的颁布，新型教育的开展，新闻媒介的出现，铁路的引进以及自由思想的传播等。这一切则标志着中东地区开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即现代化进程的酝酿和启动。
    正当奥斯曼帝国的改革面临挫折之际，名义上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埃及却异军突起。新任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改革，掀开了埃及现代化的第一页。《简史》认为，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消灭了落后的中世纪残余，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增强了国力，推动了埃及社会的进步。但阿里的改革极不彻底，导致了埃及在摆脱土耳其控制的同时，又依附于欧洲列强，使西方资本大规模渗入，殖民化浪潮最终淹没了现代化浪潮。
    由于阿拉伯各国实施现代化的初始条件不同，因此，现代化实践的途径与方式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国都程度不同地坚持了阿拉伯社会主义模式。《简史》以埃及为典型，总结了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及在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三个不同时期的现代化实践。《简史》写道，纳赛尔是埃及现代化道路的设计师，他正式宣布推行“自由、公正和富裕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为此，在基本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工业，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并推行了以土改及合作化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现代化策略。纳赛尔的改革给埃及带来了多方面的效益，也深刻地影响了阿拉伯世界，但也存在着严重失误，如在国有化过程中挫伤了中小资本家的积极性（因打击面过宽所导致）；工农业发展失调；官僚主义盛行；企业经营不善等。萨达特继任后，大胆调整了纳赛尔时代的政策，开展纠偏运动，推行由国家垄断向自由经济的过渡，并于1974年正式宣布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并大力引进外资，发展私营企业等。这些措施使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与发展，但却带来了通货膨胀和贸易赤字，又因盲目引进外资，忽略了国内吸收能力，造成效率低、消费大、债台高筑，更加依赖外援和进口的局面。贫富悬殊的扩大引起了下层群众的不满及反对派的出现。穆巴拉克执政后，则采取了综合治理、循序渐进的方针。他吸取了30年来埃及现代化的经验教训，针对纳赛尔时代中央集权下的“封闭型经济”和萨达特时代“大开大放型经济”的利弊，调整了经济政策，如扩大国营企业经济管理权；鼓励私人资本投入生产部门；促进出口合理化；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紧缩机关开支；反对营私舞弊；打击投机商等。经过调整，到90年代中期，埃及基本上实现了宏观经济稳定，外汇储备增加，使国民经济保持了增长的态势。
    生活在阿拉伯世界的广大穆斯林群众，除少数力主改革的“先觉者”之外，大都习惯于伊斯兰教所固守的价值观念，因而对现代化运动缺乏内心承受力，这就决定了阿拉伯国家必须更好地把握现代化与传统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方面，沙特王国积累了较为成功的经验。《简史》认为，在推行现代化的进程中，沙特始终注意维护自身的伊斯兰形象和特征。建国之初的瓦哈比运动，就是试图在现代潮流与伊斯兰观念之间寻找调合之处。此后，沙特王国为了保证现代化的平稳进行，力图使政治、经济变革在伊斯兰精神的框架之中实施。作者还充分肯定了石油美元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指出：“沙特石油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其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它冲破了沙特游牧社会的封闭状态，把西方社会的现代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带入沙特。沙特本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与价值观念发生了潜移默化，在阶级构成方面出现了新生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从而推动了社会和政治向现代化国家发展的进程”（第45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