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史》对阿拉伯帝国与中国唐朝的交往论述较多。指出研究这一交往首先要考虑的是国际关系中的秩序问题，即“穆斯林秩序”和“华夷秩序”。这两种秩序既是政治体系，又是文明体系，都是各自文化理念和原则的表现。这种交往关系即表现为文明共处，又表现为复杂的冲突。《简史》认为“穆斯林秩序”的三大基本要素即阿拉伯性、伊斯兰性和世界性，决定了它与“华夷秩序”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矛盾性。
    《简史》还从历史交往的角度，对中东和平进程给予了新的解说，它认为，中东和平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正如大规模的战争不会立刻爆发一样。“根据历史的经验，中东和平是一个逐步追求的目标，进程本身比最终目标更为现实。阿以和平进程可以说是当代历史交往中最为漫长和复杂的典型案例之一。它既涉及地区政治经济形势，又涉及到巴、以、美各方的利益、意愿、信任以及内部各方和外部干预的力度。因而，在各方和解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协议和备忘录的签署并不能说明和平可以短期实现。中东和平进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应从历史交往的长河中估量它发展的阶段性”（第522-523页）。
    （三）以文明交往论为基础探索学科建设的新思路
    作为一部地区国家专史，《简史》的可贵之处，还表现于尽力关注学科建设问题。《简史》认为，阿拉伯史研究，应当树立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风格。在治学上应该从现实出发追溯历史，从历史高度审视现实和未来，用更多的历史感和科学理性观照现实和未来。历史交往的广泛性，决定了阿拉伯史研究要体现出“综合性”特性，具体说来，阿拉伯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民族、文化、思想、军事、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变化，需要综合；在综合中又需要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民族学、文化学、军事学和国际关系等多种理论与方法的分析”（《序言》第4页）。 综合性研究的重要之处，在于唯物而辩证地掌握一与多、分与合、纵与横、冲突与融汇之间的内外联系，在于从具体到整体、又从整体到具体的视角上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具体到阿拉伯史的研究，《简史》提出了以下论点：
    第一，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者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研究阿拉伯地区的内外联系，即外究它同全球和中东的联系，内通阿拉伯国家由古及今的变化，才能找出其本质特征与发展规律；第二，用伊斯兰教、阿拉伯地区、阿拉伯国家这三个大、中、小同心圆的演变来理解阿拉伯世界的发展线索；第三，综合地理解阿拉伯地区，至少需要理解三个综合性的要素--结构、历史、比较。着重从内部来认识阿拉伯社会和历史，这是当前阿拉伯史研究的发展趋势。总而言之，只有在上述思路下，进行多方位、多层面、多手段的研究，才能从历史交往的新视角观看阿拉伯世界，又从阿拉伯世界这一典型个案中来透视、丰富文明交往论的新内容。
    《简史》还以阿拉伯地区为例，从理论层面上总结了世界地区国家史研究应该理顺的三种主要关系：第一，国别、地区和世界史研究的关系，这是个别与整体、分工与合作的相辅相成的三个研究领域。第二，地区国家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第三，大课题研究与综合性理论的关系，即理论与史例的关系。
    三 20世纪中阿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中阿之间的历史交往由来已久，2000多年前所开拓的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是最好的见证。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 阿拉伯第三任正统哈里发，正式遣使长安，标志着中阿直接交往的开始。从此，阿拉伯使节、商人纷纷从海陆两路来到中国，伊斯兰教也随之传入。进入中国的阿拉伯人，分居各地，与当地居民通婚，逐渐形成了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民族。中国史书中所记载的“大食法”、“大食法度”、“天方教”、“清真教”等，指的都是伊斯兰教。截至目前，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有回、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乌兹别克等10多个民族，共约1700余万人。古代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与影响，早已为学者们所认同，《简史》中对古代的中阿关系也有较详细的论述，但对近代以来，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历史交往谈之甚少。总体而言，中阿交往最辉煌的时期是隋唐宋元时代。明清之后，由于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再加上西方殖民扩张垄断了海上贸易，中阿交往被人为切断。直到20世纪才逐渐恢复。在此，本文想对20世纪的中阿关系作一简单回顾，一方面求教于彭树智先生，另一方面也作为对《简史》内容的一点补充。
    自从西方殖民主义兴起之后，阿拉伯国家和中国人民面临着同样的政治命运，相继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位。20世纪前半叶，双方虽然都经历了自身的民族觉醒时期，但都处在内忧外患、时局动荡的非稳定时期，外交目标的重点也多集中在与西方列强及周边国家的关系上。这一时期，中阿之间的交往仅局限于文化领域，一些中国穆斯林学者曾到中东朝觐或学习。例如，1905-1907年王宽等人曾前往麦加等地考察，回国后创办了北平回教师范学校。30年代，中国伊斯兰宗教界曾派遣了四批留学生到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阿拉伯语言和文化，并向阿拉伯世界介绍、传播中国文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再加上国际形势的紧张与复杂，中阿关系未被列入双方的议事日程中来。1955年4 月的万隆会议标志着中阿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会上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和出席会议的埃及、也门、叙利亚、沙特等国代表正式接触，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一年之后即1956年5月， 在阿拉伯世界居于大国地位的埃及首先与中国建交。这一事件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很大，此后，叙利亚（1956年8 月）、也门（1956年8月）、伊拉克（1958年1月）分别与中国建交。
    1963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埃及，提出了中国发展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条原则：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从政治独立到经济独立，直到取得完全的民族独立；第二，中国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采取中立和不结盟政策；第三，中国政府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团结和统一的愿望；第四，中国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采取和平方式解决相互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第五，中国主张阿拉伯以外的国家尊重阿拉伯各国的主权，不得进行任何干涉，不管这种干涉是来自西方或其他国家，都要反对。
    60年代后半期，因受“左”倾路线及“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趋于冷淡，但70年代初，再度回升。仅在1971年，就有科威特、黎巴嫩两个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建交。此后，约旦（1977年4月）、阿曼（1978年5月）、阿联酋（1984年11月）、卡塔尔（1988年7月）、巴林（1989年4月）、沙特阿拉伯（1990年7 月）等阿拉伯国家相继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发展政治关系的同时，双方的经贸往来也迅速发展。特别是八九十年代，双方经济合作取得了较大的成效。1988年，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超过亿美元的阿拉伯国家有 6个，即约旦、叙利亚、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和埃及。6国同中国的贸易总额为22.85亿美元。1990年，双边贸易额超过亿元的阿拉伯国家增至9国，贸易总额达32.07亿美元。1997年前10个月，中国同西亚北非地区的进出口总额达72.1亿美元，其中沙特占13.1亿美元、阿联酋占11亿美元、阿曼占10.8亿美元、也门占5.96亿美元、埃及占4.14亿美元。1998年前8个月，中国同沙特的贸易额达 10.69亿美元，同阿联酋的贸易额为10.08亿美元，同阿曼的贸易额为6.26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