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文明交往的新视角考察多维的阿拉伯世界
    近十年来，彭树智先生从古代宗教与丝绸之路、新航路的开辟及工业革命、科学技术与战争、世纪之交的世界格局、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第三世界的历史演进等方面，对历史交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通过对贯通古今、承前启后的重大事件进行比较研究，重新评估了历史交往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作用，揭示了社会进步与历史交往的内在互动关系，并逐步归纳、厘定出“历史交往论”的具体内涵与本质特性。《简史》以阿拉伯地区的发展历程为例，对“历史交往论”进行了新的思考与运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把阿拉伯世界置于文明交往的宏观视野之中
    《简史》在序言中明确指出，“贯穿本书的一条理论线索是文明交往论”（第6页），因为“在我们看来， 阿拉伯世界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阿拉伯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明交往的历史”（第7页）。 彭树智教授认为，过去研究人类文明史不是没有注意到交往，而是在理论层面上思考不够，仅局限于各方面交流的白描和考证。事实上，交往是一个理论问题，是人类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社会交往的驱动力是利益因素；各种利益因素推动着人们进行着各种内部和外部的交往活动；社会交往的总类型是日常交往和非日常交往；社会交往的形式分为暴力的和和平的形式；社会交往的内容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各个层面；社会交往的理想是追求平等与合作，但面临的现实经常与欺凌、压迫相伴随；而其内涵为文明的交往，总的趋势表现为社会的进步。因而，交往是历史学的范畴，又是哲学范畴，自然应列入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与民族学范畴之中。但从主要方面讲，交往是历史学的范畴，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一个贯穿人类历史各领域、全过程，并产生各种各样后果的进程。正是交往的这种历史性，所以我把交往称之为历史交往。许多历史事件的个案研究，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包括阿拉伯世界和阿拉伯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交往范畴的具体说明”（第7-8页）。
    彭树智教授还认为，历史交往的特征之一在于它由自发性向自觉性的演变。人类社会的交往活动，人类文明的兴衰存亡，始终受多样性统一规律的制约。“只有在历史交往中保持开放状态的文明，才能长久不衰，才能在已经形成的多元文明的世界里确定自己的民族性位置。在历史交往中保持开放状态，这是一种文明自觉的表现。此外，在历史交往中对自己的文明要有‘自知之明’，对其他国家的文明要有‘知人之明’，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复旧或他化，才能对文明转型有自主能力，才能主动适应新时代的变动。这也是一种文明交往的自觉表现”（《序言》第8页）。 上述观点对研究伊斯兰文明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角色地位问题，诠释其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自在走向自为、从自发走向自觉、从地区走向全球的全过程，探讨伊斯兰文明与现代化浪潮的复杂关系，寻找从情绪化交往上升为理性化交往的最佳途径等一系列学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简史》也论述了文明冲突的问题。在文明交往中，碰撞与摩擦总是难免的，“要是超越冲突看文明之间的交往，就会步入一个历史交往的新境界”（《序言》，第13页）。《简史》以中、阿交往史上的“恒逻斯之战”（发生于天宝十年，即751年）为例， 来说明“这次战役的后果在文明交往上超越了战争本身”（第14页）。
    （二） 以文明交往论分析阿拉伯世界的具体问题
    思想文化交往是人类独有的深层次的交往实践活动，属于精神文明的交往，其意义十分重大。基于这一认识，《简史》努力从文学、历史学、哲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医学、化学等方面，叙述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如何在历史交往中形成与发展，并在历史交往中显露其地位与作用。
    《简史》指出，阿拉伯人作为闪米特人的一支，其古代文化与同属闪米特人的埃及人、巴比伦人、迦南人、希伯来人的文化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伊斯兰教的产生及统一的阿拉伯语言的出现，都是历史交往的结晶。当时的阿拉伯民族是开拓的民族，是奋发向上的民族，它面对波斯人及拜占廷人的威力毫不怯懦。在中世纪的中东地区，历史选择了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也选择了历史。他们向西亚北非地区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征服运动，在占领辽阔土地的同时，把他们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连同血液一并注入被征服地区的民族之中。伴随着征服运动的开展，阿拉伯文化也得到了异域文化的普遍滋养，“阿拉伯学者从印度文化中吸收了文学、哲学、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营养；从古波斯文化中吸收了文学和艺术方面的营养。同时，在中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国的医学、绘画艺术和制瓷技术也对阿拉伯文化产生过影响，尤其是中国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的传入，对阿拉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不言而喻，阿拉伯文化的活力与阿拉伯帝国对外交往的程度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也是分不开的”（第131页）。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不仅在历史交往中形成与发展，而且也在历史交往中影响整个世界。阿拔斯王朝时期兴起的历时近两个世纪的“翻译运动”正是一场典型的文化交往活动。在翻译运动中，阿拉伯人继承了人类的文化遗产，经过吸收、消化、发明、创造之后，又贡献给了人类。在8世纪中叶至12世纪初这一时期，说阿拉伯语的人民， 是全世界文化和文明之源泉的主要承担者之一，阿拉伯文化成为承前启后、沟通东西的世界性文化。
    在分析阿拉伯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时，《简史》在《序言》中特别提到了中世纪阿拉伯经济思想的西传。阿拉伯经济思想西传的主要渠道是商旅、教旅、政旅的传播，翻译运动及十字军东征等。西传的典型表现，是对欧洲经院派代表人物圣托马斯·阿奎那等人的影响。法国经济史学家亨利·皮雷诺（1862-1935）认为，古代欧洲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过渡，主要是由于欧洲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接触而引起的，这一观点被称为“皮雷诺观点”。关于阿拉伯经济思想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简史》引用了经济史上的一桩争论的公案来说明。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1883-1950）提出了一个影响极大的论点：经济分析只是从希腊人开始，此后，直到欧洲经院学派和圣托马斯·阿奎那，世界上才有经济思想的重现，这中间没有经济思想。这个被称为“中世纪经济思想大空白”的论点，在学术界引起强烈争议，对此，《简史》指出：“断言欧洲‘大空白’，即断言世界‘大空白’，肯定是武断的结论。经过研究，阿拉伯经济思想终于被寻觅出来。至少可以说，在阿拉伯世界，并不象熊彼特所说的经济思想处于‘大空白’状态。因此，这个补充，不只是对阿拉伯国家史，而且对世界经济史也是有启发意义的”（《序言》第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