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及其有限的斯巴达人要想维持对于如此众多的被征服人的统治，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斯巴达社会军事化，将每一个斯巴达人都训练成战士。斯巴达人不从事任何生产劳动，完全依靠黑劳士和庇里阿西人来满足他们的经济需要。他们的份地由黑劳士耕种，他们所需的手工业品由庇里阿西人和黑劳士制作。他们从所有的经济劳动中解脱出来，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军事训练之中。斯巴达男孩一长到七岁，就离开家庭，接受国家安排的教育（agoge）。从这个时候起， 他就与同龄的孩子生活训练在一起，直到二十岁才完成训练，进入成年人的行列。（注：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第83页。）青年男子到二十岁，开始过集体的军营生活，受十年正规的军事训练，三十岁至六十岁服常备兵役。因此，斯巴达人的整个生活都被国家以军事化的方式组织起来。
    斯巴达城邦通过一系列教育手段培养青少年，使他们具备吃苦耐劳、服从命令和机智勇敢的品格。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都一致地用来自希腊文字根pon-的词来描绘斯巴达的教育，这个字根意味着受苦受累。（注：A·鲍威尔：《雅典和斯巴达》，第98页；第229页。）城邦把到达受教育年龄的斯巴达男孩编入连队，推选勇敢的孩子担任队长，让其它孩子服从他的命令，甘受他的责罚。男孩们训练得习惯赤脚走路，十二岁时就不再穿内衣，一年只能领到一件外衣。他们还要挨饿，学会偷窃。（注：普鲁塔克：《来库古传》，ⅩⅥ-ⅩⅦ。）斯巴达城邦采取这一切教育手段塑造青少年品格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把他们培养成为合格的战士。
    总之，斯巴达城邦完全是一个严密组织起来的军事共同体，整个斯巴达国家就像是一座敞开的兵营。如果说，斯巴达人在对外扩张期间实行军事化的目的在于征服；那么，他们在征服目标实现之后实行军事化的目的则是为了维持对大量依附人口的统治，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二
    斯巴达城邦的第二个重要特征表现在它是一个平等形式下的不平等公社。具有完全公民权的斯巴达人叫做Homoioi， 也就是平等人的意思。（注：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第81页。）斯巴达人被组织在平等人公社之内，过着由传说中的来库古所规定的相同生活。
    斯巴达是一个农业社会。公元前八至七世纪，由于农业从谷物生产转向葡萄酒和橄榄油生产，以及与周边蛮族地区商品交换的发展，私有制在斯巴达社会开始发展。与此同时，在五个村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斯巴达城邦进行的征服活动，也使斯巴达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激化。这时的斯巴达人说：“钱造就了人。”（注：J ·雷德菲尔德：《斯巴达的妇女》（James Redfield,The Women of Sparta），见CJ第 73 期，1997年，第153-154页。）普鲁塔克告诉我们，来库古改革前的斯巴达存在着骇人听闻的不平等，城里挤满了没有财产无依无靠的穷人，财富都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注：普鲁塔克：《来库古传》，Ⅷ，1 ）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涉及的提尔泰俄斯的《治世》诗篇，也提到人民由于战祸，陷于困境，要求重新分配土地。（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Aristotle,Politics），1307a。）因此，斯巴达城邦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力图经平等的形式来消除不同公民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强公民的内部团结，共同对付黑劳士的反抗，这就发生了归于来库古名下的社会改革。
    根据普鲁克的说法，来库古把斯巴达的土地分成了九千份，分给了同样数目的斯巴达人，他禁止公民积聚金钱，取消所有金银货币，规定只使用不便收藏的铁币。他还创立了共餐制（Syssitia），让穷人和富人一起在公共食堂就餐。（注：普鲁塔克：《来库古传》，Ⅷ-Ⅹ。）为了加强公民间的团结，城邦倡导公民过简朴、禁欲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斯巴达富人穿的是任何一个穷人都能制备的极为朴素的服装。（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94b。）修昔底德评论说， 斯巴达人衣着简朴，富人尽可能采取与普通人同等的生活方式。（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及撒战争史》1，6，4.）当有人问国王阿基西劳斯（Agesilaus），来库古改革给斯巴达带来什么好处时， 他回答道：“蔑视快乐”。当有人向他了解斯巴达的简朴之时，他说：“以这种方式，我们获得了自由。”（注：J·雷德菲尔德：《斯巴达妇女》，见CJ ·第73期，1997年，第153页。）因此，通过斯巴达政府的精心组织， 斯巴达公民（Homoioi）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同穿朴素的服装， 在一起训练，肩并肩战斗，他们的孩子接受同样的教育，真可谓过着平等的生活。通过这些平等化的改革措施，斯巴达城邦圆滑地缓和了不同公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然而，斯巴达城邦采取的共同生活的教育制度和共餐制等措施只是以平等的表面现象来掩盖斯巴达社会不平等的实际状况。正如雷德菲尔德所说：“斯巴达人不是平等人，而是相似者，财富通过从公众视线中的消失而被逐出公共生活，富与穷、私有财产和经济竞争并没有被消灭，只是不让人们看见。”（注：J·雷德菲尔德：《斯巴达的妇女》， 见CJ·第73期，1997年，第157页。）斯巴达城邦倡导的公民间的平等， 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理想，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斯巴达城邦采取的平等化措施只是暂时地缓和了公民间的矛盾，不能改变他们之间贫富和贵贱两极分化的必然趋势，平等人之间从来就没有真正平等过。斯巴达公民之间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精神等不同方面。
    政治上，少数权贵家庭垄断了重要的领导权力。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有人认为，斯巴达属于寡头政体，其运作包括不少寡头政治的因素。例如，执政人员不是通过抽签而是由选举产生，与民主政体不同，斯巴达只有少数几个人有权裁定死刑和放逐罪。他还指出，斯巴达的长老只有某些家族成员才能当选。（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1295a：1306a。）至于斯巴达的两名国王的王位，更是由王族世袭相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