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急剧变化，俄罗斯史学也呈现出明显的动态性发展趋势。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俄罗斯史学的转轨时期已经结束，新史学应运而生。目前，俄罗斯的新史学正处于不断完善之中。
    一、传统史学的危机
    众所周知，苏维埃史学诞生于米·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时期。波氏在其两卷本《俄国历史概要》（1919年）中首次按照社会经济形态来论述俄国历史，强调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进而建立起一门与旧俄史学有质的不同的无产阶级史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年）的出版使苏联史学的政治功能被人为地夸大。此后，史学在苏联变成一种专为联共（后为苏共）党史服务的舆论宣传工具。80年代后期，在“消除历史空白点”的过程中，苏联的传统史学才开始真正发生变化。1988年，苏联国家人民教育委员会宣布取消中学历史课考试并责成有关部门重编历史教科书。80年代末出版的新版本教材不再拘泥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框架，而是补充了一些长期为苏联官方忽视甚至有意回避的重大历史问题，如布尔什维克以外的俄国其它政党的活动。非布尔什维克历史人物的思想、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苏共20大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勃列日涅夫在“停滞时期”的个人责任等，这表明苏联的史学研究有了新进展，重新评价苏联历史成为苏联史学的首要任务。史学家们不仅将研究重点转向一些与国家命运生死攸关的宏观课题，如社会形态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革命与社会进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等，而且还对苏联民族史、文化史、外交史等问题作了尝试性的探讨。在世界史研究方面，苏联史学家开始注重历史研究的时代感，有意识地关注现实问题，强调从新思维出发去揭示人类历史的内在规律。尽管如此，苏联传统史学的模式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因为国家意识形态部门对史学研究的控制尚未解除。在苏联史研究中，史学家们所依据的第一手资料--苏联档案材料往往被政治家们看作是“潘多拉的盒子”。国家每年都将数量可观的“不需要的”以及“危险的”档案材料销毁。据统计，1945年、1950年、1955年、1957年和1959年，苏联各档案机构分别销毁档案870万件、3070万件、6810万件、8710万件和8780万件（注：Т·霍尔霍尔金娜：《祖国历史与档案（1917-80年代）》（Т。Хорхордина《ИсторияОтечестваиархивы。1917-1980егг。》），莫斯科，1994年，第296-297页。）。20世纪80年代末，俄罗斯联邦各大档案馆所剩档案的总数仅为9000万件，另外，20世纪60-70年代，苏联党和国家档案馆共销毁档案2500多万件。1991年初，苏共档案馆中所存档案总数不足8000万件。直到苏共解散以前，中央秘书处还在“清理”档案材料。为了防止档案材料落入反共和反苏维埃势力的人的手中，1991年3月23日，苏共中央秘书处决定销毁拉脱维亚、立陶宛和西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部分档案。另外，国家还对现有的档案严加管理，在苏联史档案馆中，许多重要的档案室关闭，致使20%的国家文件和90%（注：上述数字见Р·彼霍亚的《论“历史编纂学危机”的几个方面或论“过去的不可预测性”》（Р。Пихоя《Онекоторыхаспектах“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ескогокриэиса”，илио“непредскаэуемостипрошлого”》）一文，《近现代史》杂志，2000年第4期，第22、24和25页。）的党的档案文件在苏联解体以前一直无法与研究者见面。
    “8·19事件”以后，苏共的执政地位丧失，各类从事马列和共运研究的学术机构被撤消，研究人员大批转行甚至失业，苏联传统史学也随之陷入空前的危机状态。剧烈的社会震动使苏维埃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史学家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瞬间化为乌有。面对新的形势，史学家们一时间感到无所适从。1991年末至1994年末，俄罗斯史学领域几乎没有产生出任何权威性的力作来。作为高考应急措施，莫斯科经济、政治和法学院编写了一套三卷本的《俄罗斯历史高考参考书》（注：莫斯科经济、政治和法学院编《俄罗斯历史高考参考书》（Московскийинститутэкономикиюполитикииправа《ПособиепоисторииРоссиидляпоступающихввуэы》），三卷本，莫斯科，独立出版社，1993年。）。这是一部通史性通俗读物，作者们将写作的重点放在介绍俄罗斯历史事件和文化成果上，尽力回避历史评价。这期间，虽然也产生了一些追求时效性的历史作品，如В·胡托尔斯科依的《俄罗斯历史--苏维埃时期（1917-1993）》（莫斯科，1994年）等。但是，由于作者们把揭露和批判红色政权当作写作的唯一动机和目的（如将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全部归类为“极端主义分子”。将十月革命称作“布尔什维克的叛乱”（注：В·胡托尔斯科依：《俄罗斯历史--苏维埃时期（1917-1993）》[В。Хуторской《ИсторияРоссии。Советскаяэпоха（1917-1993）》]，莫斯科1994年，第8页和21页。）等），这类作品的学术含量并不高。后来，俄罗斯史学家把它们称作“复辟”（注：安·萨哈罗夫主编《俄罗斯历史学家（18-20世纪初）》，（А。Сахаров《ИсторикиРоссии。ⅩⅧ－началоⅩⅩвека》），莫斯科1996年，第4页。）型史学作品。
    在传统史学与新史学的断层阶段，俄罗斯史学家们将主要精力放在历史遗产的重新研究上，他们努力从历代史学精华中汲取营养，以便为创立新型的史学积蓄力量。1991年8月24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颁布《关于党的档案》的法令，宣布停止销毁档案文件并将苏共档案转归俄罗斯档案局管理。这样，苏联时期所剩的档案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俄罗斯的民主气氛客观上为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和自由的空间。苏联解体初期，解密苏联档案成为俄罗斯史学家们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档案馆的开放使学者们有机会系统地组织和出版大量史料，从1991年末开始，大批涉及苏联史遗漏问题的史学丛刊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其中颇具影响的丛刊有《往事》、《环节》和《不为人所知的俄罗斯（20世纪）》等。丛刊《不为人所知的俄罗斯（20世纪）》以其丰富翔实的史料、实事求是的作风履行了自己的创办宗旨--“努力为研究者和细心的读者提供思考空间，让他们自己去体会俄罗斯历史的错综复杂性”（注：В·科兹洛夫等编《不为人知的俄罗斯（20世纪）》（В。Коэлов《НеиэвестнаяРоссия。ⅩⅩвек》），莫斯科1993年，第415页。），刊物深受读者欢迎。1992年，俄罗斯史料期刊《历史档案》和《史料》问世。在俄罗斯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和外国学术组织的共同协助下，俄罗斯的档案出版活动蓬勃地开展起来。
    除了重新研究苏联时期的史料，俄罗斯史学家还向旧俄史学前辈请教。一些长期被打入冷宫的俄国“贵族史学家”和“资产阶级史学家”的作品重新与读者见面。1991-1994年间，俄国贵族史学大师尼·卡拉姆津（1766-1826）的12卷本《俄罗斯国家史》、“国家学派”代表人物谢·索洛维约夫（1820-1879）的29卷本《自远古以来的俄罗斯史》，莫斯科学派代表人物瓦·克柳切夫斯基（1841-1911）的8卷本《俄国史教程》，彼得堡学派代表人物谢·普拉东诺夫（1860-1933）的两卷本《俄国史讲义》以及俄国文化史学家巴·米留科夫（1859-1943）的4卷本《俄国文化史纲》等相继重版。另外，一些外国史学名家的苏联史专著，如法国当代俄裔学者尼·威尔特的《苏维埃国家史（1900-1991）》和意大利当代史学家朱泽别·鲍法的两卷本《苏联史》等，也被译成俄文，在俄罗斯各大书店发行。在苏联传统史学专著骤然消失的日子里，旧俄史学家的重版作品和境外学者的苏联史名著成为新俄罗斯史坛的畅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