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三卷本《俄罗斯史》在结构与观点上还存在着有待完善的地方，如В·布加诺夫的叙述（第一卷末）与米洛夫教授的内容（第二卷开头）多处重复，第二卷与第三卷的衔接处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在论述起伏跌宕、纷繁复杂的俄罗斯20世纪史时，个别作者的观点尚值得商榷。不过，这些都属于细节和技术性的问题。整体来看，三卷本《俄罗斯史》仍不失为一部高质量的作品。它既不同于热衷于揭秘和追求轰动效应的“复辟”型史学作品，也不同于对俄罗斯历史作诸类假设的“过渡”型史学作品，它是由俄罗斯当代史学家们在归纳、总结和扬弃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推出的一部史料可靠、理论系统、评价客观而中肯的俄罗斯史学精品，俄罗斯史学家把它誉为俄罗斯历史上的“第六代祖国史教材”（注：第一代教材指18世纪的史学家尼·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第二代指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的几十种多卷本大学历史教程；第三代指波克罗夫斯基的《简明历史教程》；第四代指1938-1940年间出版的各种《苏联史纲要》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与自治共和国史》；第五代指20世纪60-80年代的大、中学教材，如未完成的12卷本《自远古及今的苏联史》等；第六代指以萨哈罗夫主编的三卷本《俄罗斯史》为代表的俄罗斯新编史学教材。见А·科米萨连科等的《俄罗斯历史的新三卷本》（А。Комиссаренко《НовыйтрехтомникпоисторииРоссии》），《祖国历史》杂志，1998年第3期，第119页。）。该教材一经问世，便被俄罗斯联邦高等教育委员会推荐为全国高校历史专业的通用教材。
    安·萨哈罗夫主编：《俄罗斯史》问世的同年，新俄罗斯的权威史学家们还推出了一部与该教材齐名的姊妹篇--俄罗斯历史编纂学专著《俄罗斯史学家--18-20世纪初》（注：安·萨哈罗夫主编《俄罗斯史学家--18-20世纪初》（А。Сахаров《ИсторикиРоссии。ⅩⅧ－началоⅩⅩвека》），莫斯科1996年，共688页。）。本书是针对20世纪俄罗斯历史编纂学中的两种极端倾向而写的。20世纪初，波克罗夫斯基的集子《俄国历史文献的阶级阐释》（1927年）奠定了苏联历史编纂学的基础。此后，十月革命前的许多史学家被按照阶级观点分为“贵族史学家”和“资产阶级史学家”两大类。尤其是在苏联官方史学的多卷本历史编纂学专著《苏联历史科学史纲》（50年代中叶）发表以后，许多不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旧俄史学家的名字在历史编纂学中被一笔勾销。20世纪末，俄罗斯社会的急剧变革又使历史编纂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那些曾经被诅咒的人得到了过分的赞扬，那些曾经被歌颂的人却变得暗淡无光”（注：安·萨哈罗夫主编：《俄罗斯史学家--18-20世纪初》（А。Сахаров《ИсторикиРоссии。ⅩⅧ－началоⅩⅩвека》），莫斯科1996年，第4页。）。于是，俄罗斯的历史科学再次成为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附庸。为了弥补苏联时期俄国历史编纂学研究的漏洞，同时纠正90年代初俄罗斯历史编纂学中矫枉过正的做法，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们对自俄国历史学产生至旧俄末期的33位颇具代表性的史学家的学术活动与建树做了系统的阐述与客观的评价。
    作者们考察事物的态度是客观公允的，正如主编萨哈罗夫在序言中所说的：“在评价我们的学术先辈时，我们尽力做到不是从眼前的需要出发，而是从历史主义的观点出发”（注：安·萨哈罗夫主编：《俄罗斯史学家--18-20世纪初》（А。Сахаров《ИсторикиРоссии。ⅩⅧ－началоⅩⅩвека》），莫斯科1996年，第5页。）。列入本书的史学家包括：俄国第一部概括性史学专著的作者瓦·塔吉舍夫（1686-1750）、俄国第一代学院派史学家--德裔学者格·米列尔（1705-1783）和戈·巴那尔（俄罗斯国家起源“诺曼说”的创立者，1694-1738）、“俄罗斯历史编纂学之父”尼·卡拉姆津（1766-1826）、“怀疑学派”的创始人米·卡切诺夫斯基（1775-1842）、“国家学派”的奠基者鲍·契切林（1828-1904）、“国家学派”的著名代表康·卡维林（1818-1885）、谢·索洛维约夫（1820-1879）和巴·米留科夫（1859-1943）、莫斯科学派的代表瓦·克柳切夫斯基（1841-1911）和彼得堡学派的代表谢·普拉东诺夫（1860-1933）等。此外，本书还依据大量的新鲜史料，对那些长期被历史遗忘的史学家们（如史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伊·扎别林（1820-1908/09）和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阿·基泽维杰尔（1866-1933）等的学术贡献作了合理的定位。作品强调，他们的学术活动是俄罗斯历史编纂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俄罗斯史学遗产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全书由29篇论文组成，尽管内容和风格自异，但逻辑却十分严密，它们共同将俄国历史编纂学的基本轮廓清晰地勾勒出来。本书堪称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历史编纂史领域的一部佳作。
    总之，三卷本教材《俄罗斯史》与历史编纂学专著《俄国史学家--18-20世纪初》的问世对于当代俄罗斯历史科学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俄罗斯史学转轨的结束和新史学的最终形成。
    三、新史学的发展
    自1997年起，俄罗斯的新史学步入了稳步发展的轨道。新史学著作取代各类重版作品和过渡型作品成为俄罗斯史坛的主力军。在短短的四年间，俄罗斯新史学在历史研究和史学理论等领域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首先，史料学研究更加系统化。1997年，汇集近十年来俄罗斯史料成果的历史档案集--《公开的档案》（注：И·康达科娃编：《公开的档案》（И。Кондакова《Открытыйархив》），根据1985-1995年俄罗斯期刊出版的档案编写，莫斯科1997年。）一书出版。该书选取1985-1995年间俄罗斯各类期刊出版的一些典型档案，经严格的史料学加工奉献给读者。作者们对史料的考究程度比90年代中叶以前有了明显的提高。俄罗斯史料学家们还将俄罗斯各主要档案馆的史料进行了系统的分类，以便研究者查寻。1997年，他们编写出一本有关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各史料文库的使用手册《俄罗斯各档案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浏览手册和图书索引》。针对复杂难辨的20世纪俄罗斯的史料文献，俄罗斯当代著名史料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尼·波克罗夫斯基撰文《论20世纪文献的出版原则》，对史料研究者进行指导。作者强调，考证苏维埃时期的历史文献需遵循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即“保持文件结构的完整性”（注：尼·波克罗夫斯基《论20世纪文献的出版原则》（Н。Покровский《ОпринципахиэданиядокументовⅩⅩвека》），《历史问题》杂志，莫斯科，1999年第6期，第33页。）。这一原则要求史料研究者不仅应对同一个文件的不同版本进行严格的比较，而且还应对制造、发布和实施该文件的相关资料库做逐一调查。在对文件自产生到实施的各个步骤都进行了周密的考证后，才能建立起文件的完整结构。在出版文献时，应同时附上解释该文献产生、编辑、批准和生效等活动的各类相关文件。除了文件的原件，还要附上该文件的各种复印件、副本、草稿及各种版本。有关复印件与原件的校勘情况，在文献出版的预先说明或注释中应作明确的记录。甚至对注释中的复印件，史料学家也做出了严格规定：“注释中的各种复印件也应保持外观、表格、印戳、签字、笔迹、脚注和字型上的完整性”（注：尼·波克罗夫斯基《论20世纪文献的出版原则》（Н。Покровский《ОпринципахиэданиядокументовⅩⅩвека》），《历史问题》杂志，莫斯科，1999年第6期，第35页。）。波克罗夫斯基院士严谨的史料学作风为俄罗斯的史料研究树立了典范。为了对史料研究提供理论性指导，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教授И·达尼列夫斯基等推出了一部俄罗斯史料学新编教材《史料学、理论、历史和方法--俄罗斯史料》（莫斯科，1998年）。教材对史料学理论、俄罗斯史料学的发展史以及史料研究的基本方法等作了全面的阐述。作者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观点，即认为史料的功能是为获得信息和从事史学研究服务的，而是运用当代欧美史料学的新观点，把史料看作一种文化现象来分析，通过考察人际社会中史料建立与认知的复杂过程以及史料作者与研究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来证明史料是人类文化的产物。
    其次，历史问题研究的多元化格局业已形成。在俄罗斯的祖国史研究领域，猎奇秘史的年代已成为过去，学者们开始对俄罗斯历史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层面作冷静的反思。这一时期，有关俄罗斯祖国史的专题性学术成果不胜枚举，俄罗斯外交史、经济史、文化史及思想史等史学分支学科也逐步形成。具有代表意义的专著有：И·根金的《俄国银行与经济政策》（莫斯科，1997年）、Н·列彼娜的《苏联城市的日常生活（1920-1930年》（莫斯科，1999年）、И·潘根耶夫的《俄罗斯民族的习俗与传统》（莫斯科，1999年）。Б·伊金别尔格的《俄国知识分子与西方（19世纪）》（莫斯科，1999年）、Е·杜科夫的《18-19世纪的俄国消遣文化》（圣彼得堡，2000年）、К·阿依梅尔马赫尔的《苏联和后苏联时期的民族史》（莫斯科，1999年）和Τ·吉莫什娜的《俄罗斯经济史》（莫斯科，2000年）等。在俄罗斯史学的新兴领域--教会史的研究中，1997年，产生了新俄罗斯的第一部教会通史性宏著《俄罗斯教会史（988-1996，九卷本）》（莫斯科）。随后，有关俄国政教关系史和东正教断代史方面的专著相继出现。颇具影响的作品有：神甫阿·尼科林的《教会与国家（法规史）》（莫斯科，1997年）、俄罗斯当代史学家、俄国东正教史专家谢·里姆斯基的《19世纪的俄国东正教会》（顿河罗斯托夫，1997年）和《19世纪的东正教会与国家》（顿河罗斯托夫，1998年）以及И·杜布罗沃尔斯基的《古拉格：建设者、居户和主人--古拉格集中营对东正教会的剥夺与排挤》（莫斯科，1999年）等。此外，受当代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俄罗斯新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Е·谢亚尼夫斯卡娅的专著《20世纪的战争心理学：俄国的历史经验》（莫斯科，1999年）作为俄罗斯军事心理史学的开篇之作，引起了俄罗斯国内外同行的极大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