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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的俄罗斯史学(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史学理论研究》 戴桂菊 参加讨论

二、新史学的形成
    1994年以后,俄罗斯的主流社会思潮--自由主义思潮随着“休克疗法的失败而降温,以自由主义思潮为理论基础的“复辟”史学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经过四年的史料挖掘和史学遗产研究,俄罗斯史学家的视野大为开阔。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俄罗斯史学家的学术新著开始问世。1995-1996年间,颇具影响的俄罗斯史学新著有:В·波赫列勃金的《罗斯、俄国和苏联外交政策一千年(人名、日期和事实)》(莫斯科,1995年)、А·达尼洛夫的《苏维埃时期的俄罗斯持不同政见史(1917-1991)》(乌法,1995年)、А·维林斯基的《俄罗斯--历史各阶段(日期、事件和人物)》(莫斯科,1995年)、О·普拉东诺夫的《20世纪的俄罗斯秘史(斯大林时期)》(莫斯科,1996年)、О·布德尼茨基的《19-20世纪的俄罗斯恐怖活动史(文献与研究)》(顿河罗斯托夫,1996年)和М·尼古拉耶夫的《20世纪的主要轰动事件》(圣彼得堡,1996年)等。此外,俄罗斯还出版了一些历史名著选,如А·基谢列夫和З·夏金合编的《祖国历史文选》(莫斯科,1996年。第1卷:1914-1945年,896页;第2卷:1946-1995年,600页)等。由于新作品尚无法满足广大研究者和读者的需要,旧俄史学名篇及当代外国学者的苏联史作品的重版工作仍继续进行。
    需要指出,史学教材是这一时期俄罗斯史学研究中最突出的成果之一。据统计,两年间,俄罗斯共出版各类讲义教程、教学参考书、文选和教学手册160余种(注:弗·杰里钦《新教材讨论》栏目(В。Телицын《Обсуждаемновыеучебники》),《祖国历史》杂志,1998年,第1期,第177页。
    )。其中发行量较大的有:Б·利奇曼主编的两卷本教程《俄罗斯史》(1995年,叶卡捷琳堡)、N·祖耶夫主编的高考参考书《自古及今的俄罗斯史》(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96年)、В·鲍里索夫的讲义教程《俄罗斯史》(莫斯科,1996年)、О·费多罗夫主编的教材《自古及今的俄罗斯史》(奥廖尔,1996年),П·帕夫连科主编的高校教材《自古到1861年的俄罗斯史》(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96年)、В·舒利金等编著的高校教材《9-20世纪的俄罗斯文化史》(莫斯科,1996年)、安·萨哈罗夫主编的三卷本《俄罗斯史》(莫斯科,1996年)和历史编纂学专著《俄罗斯史学家--18-20世纪初》(莫斯科,1996年)以及Ю·阿法纳西耶夫主编的《苏维埃史学史》(莫斯科,1996年)等。这类教材的共同之处在于,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上摒弃了苏联传统史学中的阶级斗争分析法。不过,绝大多数教程属于“过渡”(注:弗·杰里钦《新教材讨论》栏目(В。Телицын《Обсуждаемновыеучебники》),《祖国历史》杂志,1998年,第1期,第177页。)型的作品,因为作者们往往采用折中主义(即斯拉夫派、西方派、欧亚主义、新路标转换派、神秘主义等思潮的综合物)的方法论来取代马列主义理论,而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学术理论体系。有些教材虽然试图从多侧面、运用多种方法来阐述历史,但是,由于在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缺乏宏观协调性,致使得出的结论前后矛盾,从而影响了研究成果的整体学术水平。
    这一时期,俄罗斯史学研究的代表作是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安·萨哈罗夫主编的三卷本教材《俄罗斯史》(注:安·萨哈罗夫主编:《俄罗斯史》(А。Сахаров《ИсторияРоссии。СдревнейшихвремендоконцаⅩⅩвекав3-хт。》)。第1卷:А·诺沃谢里采夫等《自远古至17世纪末的俄罗斯史》(А。Новоселъцев《ИсторияРоссиисначалаⅩⅧлоконца》),共544页;第3卷:А·鲍哈诺夫等《俄罗斯史20世纪》(А。Боханов《ИсторияРоссии。ⅩⅩвек》),共608页。)。与同时期的其它新编教材相比,三卷本《俄罗斯史》具有以下特点:1.历史分期的独特性。苏联解体以来,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史学家倾向于把17-18世纪之交看作俄罗斯历史的一个重大分界线。为了使这一新观点在新俄罗斯史学中得到明确和推广,三卷本《俄罗斯史》首次采用这一分期法安排篇章布局,将俄罗斯历史的第一个重大分期定在自远古至17世纪末,而同时期的其它新编教材则仍遵循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史分期法,将第一个重大历史阶段限定在自远古至1861年;在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分期问题上,俄罗斯的史学家们也对传统的分期法提出了置疑。他们认为,不应当再继续按照意识形态的标准来划分历史阶段,而应注重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和长时段性。他们反对把苏维埃时期与旧俄和后苏联时期完全割裂开来的做法,主张把整个20世纪的俄罗斯史看作一个历史阶段来考察。有鉴于此,三卷本《俄罗斯史》首次将这一分期法用于实际研究中,专门列出一卷来阐述俄罗斯20世纪的历史。其它新编教材则仍沿用苏联史学的传统分期法,以1917年的二月革命为界来分别叙述俄国史与苏联史。2.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史学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大量新史料被挖掘出来,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禁锢被打破,国外史学研究的最新方法与最新成果能够及时地为俄罗斯学者所了解。然而,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同时代和不同学派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在新俄罗斯的史学中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总结和有机的融合,三卷本《俄罗斯史》在这方面做出了首例成功的尝试。全书的每一卷都有一条统领全局的主线索,围绕这一主问题,作者们运用多元化的历史研究方法来考察俄罗斯的历史进程。这样,教材的整体结构紧凑,各种研究方法配合得相得益彰。贯穿第一卷的主线索是古代罗斯--东北罗斯--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开篇三章由俄罗斯当代著名的古代史专家、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诺А·沃谢里采夫完成。作者从文明史的新视角出发,运用严谨的学术语言对俄罗斯国家的远古文明史作了精辟的论述。在俄罗斯的各类新编历史教材中,诺沃谢里采夫首次对接受基督教在东斯拉夫文明史中的地位及其对罗斯民族、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作了详细的阐述(第1卷,第78-85页);蒙古入侵前的基辅罗斯史由萨哈罗夫教授完成,作者强调“每个时代都应当联系世界历史来认识祖国的历史”(注:安·萨哈罗夫主编。《俄罗斯史》,第1卷(《自远古至17世纪末的俄罗斯史》),第5页。),因而选取了史学研究中的比较分析法,通过罗斯与法兰克王国、神圣罗马帝国、波兰和捷克的横向比较,对基辅罗斯在中世纪世界史中的地位做了中肯的评价(第1卷,第4-9章)。第二卷的主要脉胳是:彼得一世时期的俄国--彼得一世的继承人时期的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俄国--19世纪的俄国。该卷的前半部由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Л·米洛夫完成。作者是研究俄欧劳动组织和经营类型的经济史专家,他运用传统的实用主义方法对18世纪的俄国社会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论证18世纪俄国农民劳动负担的加重和农民经济的分化问题时,米洛夫教授考察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都明显地比其它教材中的编著者都高出一筹;几乎整个19世纪的俄国历史都是由П·兹梁诺夫教授撰写的。作者是一位长期从事19世纪俄国史研究的专家,目前俄罗斯各中学都在使用他主编的祖国史教材。在本书中,兹梁诺夫对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俄国社会思潮作了成功的评价。过去的教材都习惯于割裂地看待每一种社会思潮,如将资产阶级的西方派同贵族的斯拉夫派对立起来,将革命民主派同前两者分别对立起来等。作者的标新立异之处在于:把俄国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潮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认为它们之间既有共同性,又有各自的独特性。在阐述19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精神文化时,作者对俄罗斯东正教的论述见解独到。第三卷的主线索是:大转变时期的俄罗斯--由妥协转向新的进攻--战争与和平的考验--苏维埃体制的危机与垮台。历史学博士В·德米特连科-改苏联传统史学的做法,将1917年二月革命前夕至国内战争结束这段历史称作“俄罗斯大革命”(第3卷,第3章),这在各类新编历史教材中是绝无仅有的;在论述20世纪30年代的古拉格体制时,史学家М·戈里诺夫运用当代西方史学中的社会学方法来考察大规模强制性劳动的形成过程,在此基础上阐述古拉格体制对苏联经济的危害性。3.史学观点的创新性。三卷本《俄罗斯史》的编著者们对俄罗斯不同时期的史学成就与缺陷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认为,旧俄史学过多地受到了专制思想的限制,苏联史学又长期为“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决定一切的教条”所禁锢。为了汲取历史的教训,本书坚持在学术观点上不受任何主流思想的限制,采用多元化的方法研究历史,努力使本书“有效地反映出俄罗斯革命前历史编纂学、苏维埃历史编纂学、侨民历史编纂学和不同政见历史编纂学中所包含的有关我们祖国历史的更权威的、更客观的和有价值的评价”(注:安·萨哈罗夫主编:《俄罗斯史》,第6页。)。的确,教材对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独到而有根据的见解。如萨哈罗夫教授根据近年来国内同行及自己切身研究的结果指出:“11世纪初,罗斯氏族--部落关系的瓦解和早期封建关系的出现已经具有不可逆转性。在这一点上,罗斯明显地比西欧国家落后,不过,与东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的各个国家水平相当(甚至超前)”(注:安·萨哈罗夫主编:《俄罗斯史》,第102-103页。),兹梁诺夫教授在评价俄国十二月党人的活动中,认为苏联史学用“武装起义”来定义十二月党人的行为是不恰当的。十二月党人的行为本质上是一次维护真理和道德的和平抗议活动,“只是到后来才具有了政治色彩”(注:安·萨哈罗夫主编:《俄罗斯史》,第2卷(《18世纪初至19世纪末的俄罗斯史》),第335页。);在评价1917-1921年的革命活动时,В·德米特连科博士认为,革命并没有解决俄罗斯的所有问题,甚至没有解决20世纪初俄罗斯社会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它以巨大的道德和信仰代价解决了关系到俄罗斯最贫困阶层日常需要的最简单的问题(第3卷,第191页)。另外,关于俄罗斯历史上的历次农民战争,作者们都倾向于从多种社会因素中寻找根源,而不是象苏联史学那样,简单地将其归因于阶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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