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承认，在俄罗斯史学的转轨时期，由于史学家们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祖国史领域，俄罗斯的外国史研究暂时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新史学形成以后，俄罗斯的外国史研究面貌大为改观，产生了一大批学术含量较高的专著，如В·库佳温主编的《西、南斯拉夫史》（莫斯科，1998年，第1卷--中世纪和近代；第2卷--现代。）和德·布拉宁的《世界历史问题》（圣彼得堡，2000年）等。与此同时，随着同欧美当代史学思潮的接轨，当代世界史研究也成为俄罗斯新史学中的热门话题。在社会史研究领域，1998年，经国际社会史研究所（阿姆斯特丹）资助，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共同创办了史学年鉴《社会史》杂志。目前，已出版社会史年鉴3卷，内容涉及俄罗斯国内外的政治史、历史人物史、城市史、妇女史、社会民族史、工人史、人口史和家庭史等诸多方面；在新经济史领域，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经济史中心创办的《经济史》年鉴（1998年）也将近两年的国内外经济史研究成果推荐给读者。
    再次，俄罗斯的史学理论研究成绩斐然。在俄罗斯历史编纂学领域，А·切尔诺巴那夫的五卷本著作《18-20世纪的俄罗斯史学家》（莫斯科，1998年）将俄罗斯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又推上一个新台阶。同萨哈罗夫的《俄罗斯史学家18-20世纪初》相比，该专著的研究范围明显扩大，历史分期也更加明确。它按照年代顺序，对俄罗斯自古及今各历史阶段80位史学家的学术建树作了中肯的评价。全书将俄罗斯历史编纂学的全部历史分成卡拉姆津以前、卡拉姆津至谢·索洛维约夫时期、1861年--20世纪初、侨民时期、20世纪20-30年代和二战至90年代六个阶段，根据每个阶段的历史编纂学特征，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史学家进行评述。此外，专著还对个别研究世界史的俄罗斯史学家作了阐述。专著的每一章后面都附有史学家作品索引及后人的研究文献，这种结构安排不仅增强了专著本身的学术性，而且为读者参考提供了方便。1998年，Г·格拉西闵科主编的高校教材《俄罗斯史学史（十月革命以前）》（莫斯科）在俄罗斯高校的人文系普及。作者从世界历史和哲学思潮的角度考察俄罗斯的史学发展史。他指出，俄罗斯史学中的文明和社会形态观点早在19世纪中叶就出现了，孔德和马克思的著作是这种观点产生的直接原因。后来，社会形态学说在普列汉诺夫、列宁和波克罗夫斯基那里得到了发展，文明的学说为俄国史学家拉巴-达尼列夫斯基所继承。
    近年来，俄罗斯的史学理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了与国际接轨。为了及时把握国内外史学研究的最新动态，俄罗斯许多综合大学的历史系都增设了新的部门--史学理论问题信息分析中心。该机构创办的宗旨是：吸收俄罗斯科学院和各高校的史学理论人才来共同总结国内外史学研究的经验，系统地出版反映当代世界史学思想的信息与材料，努力将跨学科的新理论推广到历史教学与研究活动中。1998年，莫斯科大学史学理论问题信息分析中心出版了学术论文集--《历史学研究的理论问题》。该文集所探讨的一个中心议题是当代文化传统语境下的新历史科学。作者们从批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角度为新史学辩护，强调“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过程本质上都不是直线型的”（注：А·雅斯特烈彼茨卡娅主编：《现代文化传统具体环境下的新历史科学》（А。Ястребицкая《Новаяисторическаянаукавконтекстесовременнойкулътурнойтрадиции》），《历史研究的理论问题》，莫斯科1998年，第45页。）。另一个主题是俄罗斯现代社会史的方法论和史料学问题。学者们注意到，随着家庭史、妇女史、心智史和行为模式史在俄罗斯的兴起，社会史研究的范畴明显扩大，现代社会史研究的一个新趋势是从社会上层史转向下层民众史，学者们将这种历史研究的新视野称作“微观历史学”（注：А·索洛维约夫：《现代俄罗斯社会史学》（А。Соловъев《СоциалънаяисторияРоссииновейшегопериода》），《历史研究的理论问题》，第109页。）。他们赞同将回忆录和日记作为新型史料运用于学术研究中，但同时指出，不应当把它们当作唯一的史料；关于史学研究中的计量学方法，学者们认为，该方法因过分追求客观历史知识的极限值而变得不可取，因为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编纂学中，这一极限值是不可能达到的。
    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日常生活史越来越受到俄罗斯史学家们重视。俄罗斯当代史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尤·波里亚科夫把日常生活史看作人类的永恒主题，强调“历史首先是过去的日常生活史”（注：尤·波里亚科夫：《日常生活中的人》（Ю。Поляков《Человекв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祖国历史》杂志，2000年，第3期，第125页。）。他的专著《历史科学：人和问题》（莫斯科，1999年）对人在现代社会史学中的位置作了详细的阐述。社会性别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中叶在美国形成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1990年，俄罗斯第一个社会性别研究中心在莫斯科成立。1991年，彼得堡也出现了类似的研究中心。1992年以后，社会性别研究中心几乎遍布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的所有综合大学。1997年，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Л·普什卡廖娃推出了俄罗斯社会性别史中的第一部高校教材《社会性别分析及其在文化史研究中的应用》。作者对社会性别研究的产生、形成、发展和前景作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证，指出社会性别研究是分析史学的一种有益的方法并建议将这种方法广泛地在文化史研究领域中推广。
    当然，俄罗斯新史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90年代初，一些从未受过历史学专业训练的数学家、侦探作家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追随者们伴随着俄罗斯社会的揭秘热闯入历史学领域。他们试图运用非历史的方法（如数学拓扑法和文学虚幻等）来证明俄国和世界史中早已被考古学家和史学家们考证过的历史现象，从而建立一门完全非传统类型的历史学科。其代表性作品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数学家А·方明科与Г·诺索夫斯基合著的《新年代学与罗斯、英国和罗马古代史的构想》（莫斯科，1995年）、А·布什科夫的《未曾有过的俄罗斯：猜测、解释、假设》（彼得堡，1997年）、Л·波恰罗夫等的《俄罗斯历史的咒文（事实、猜测、解释）》（莫斯科，1998年）、泛突厥主义者М·阿吉耶夫的《欧洲、突厥、大草原》（莫斯科，1998年）和В·甘吉巴的《禁史》（彼得堡，1998年）等。这类作品的作者们还不断向历史科学发威，鼓动人们将那些用学术语言写成的史学著作“扔到垃圾箱里”（注：А·布什科夫：《未曾有过的俄罗斯》（А。Ъушков《Россня，которойнебыло》），莫斯科，1997年第5页。），大胆地展开联想的翅膀，通过自己的智慧来创建新型史学。
    外行人士的涉足引起了俄罗斯史学家的关注。史学家Д·沃洛季辛等对这种史学现象作了初步的考察并首次将其定义为“大众史学”（注：俄文为“Фолък-хистори”，源自德语。见Д·沃洛季辛等的《花里胡哨的俄罗斯史》（Д·Володихин《Историяроссиивмелкийгорошек》），莫斯科，1998年第5页。）。随后，不断有史学家撰文指出大众史学在史料研究和学术方法上的缺憾，1999年，诺索夫斯基等撰文《旧批评和新年代学》（注：Г·诺索夫斯基和А·方明科：《旧批评与新年代学》（Г。НосовскийиА。Фоменко《Стараякритикаиноваяхронология》），《涅瓦》杂志，1999年第2期。），表明自己的大众史学观，进而导致历史学家与大众史学作者之间的矛盾升级。1999年12月，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举办了题为《“新年代学”的神话》的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地质学家、俄罗斯史和世界史领域的专家、东方学者、宗教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共400人。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对方明科的新年代学进行客观的定位。会上，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莫大考古教研室主任瓦·雅宁教授从考古学的角度对方明科在历史研究中的漏洞作了分析，认为方明科的研究与历史事实相违背；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汉学家、历史学家В·米亚斯尼科夫指出，方明科否定17世纪以前中国文明存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最后，学者们一致呼吁全国各权威科研机构携手合作，共同抵御大众史学的侵蚀。至此，历史科学与大众史学的冲突以前者的胜利而告终。俄罗斯科学院核心刊物《祖国历史》（2000年，第4期）杂志以《历史学容不得一知半解》为题，将会议发言刊登出来，号召全国的史学工作者引以为戒。
    综上所述，俄罗斯近十年的历史科学经历了一个颇为曲折的发展过程。在苏联解体的初期，自由主义思潮盛行，俄罗斯史学中出现了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倾向，1995年以后，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异军突起，形成了与自由主义争分天下的局面，历史科学的多元化趋势也日渐明显。近四年来，社会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在诸多社会思潮中逐渐跃居上风，权威主义在俄罗斯复兴。在俄罗斯祖国史的研究中，将20世纪史看作一个整体的观点在新俄罗斯史学界已达成共识，苏联时期的成就再次得到史学家的肯定。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频繁更迭、史学研究方法变幻多端的转折时期，俄罗斯历史学的成果自然良莠不齐。可喜的是，俄罗斯的新史学已经拥有了较强的免疫能力，它将在学术争鸣中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