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俄国农村公社正处于剧烈的变化过程中，同时它的世界环境也处于剧烈的变化过程中，在这种复杂的内外变化过程中，它的前途会出现怎样复杂的可能性，特别是这种变化又是怎样形成一种特殊的东方革命的条件和方式，这种特殊性对于我们深化认识当前中国初级的社会主义有什么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这种特殊性与苏联最终的解体有什么内在联系。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俄国农村公社的几种前途
    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经历着不同的历史环境。每一种不同的历史环境决定着它不同的历史发展内容、形式与前途。俄国农村公社最初的历史环境是自然形式的历史环境。它尚未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建立具有经济和社会意义的深刻的世界性交往关系。当地人的发展尚处于狭窄的范围内。俄国农村公社的第二个历史环境是，越来越广泛和深刻的世界交往的形式。资本主义开始了世界交往，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第114页。）。从此至后，世界历史的发展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各民族独立的、自然的发展形式再也不可能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理论上探讨了农村公社的第三种历史环境，即西方胜利的无产阶级的样板作用和直接支持。马克思指出：“一切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4卷，第765页。），由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俄国农村公社实际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前途：
    第一种前途：前资本主义形式。
    如果没有世界上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影响，那么，俄国的农村公社将会进入西欧式的发展进程，进入它“自然的”发展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农村公社没有实现任何跨越。“但这是不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农村公社’的发展都要遵循这条道路呢？绝对不是的。……一切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第114页。）这句话的另一面的意思就是，如果没有特定的世界历史环境，那么，任何农村公社的发展都要遵循这条道路。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是“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这种劳动的原始的形式。”“近来流传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原始的公社所有制是斯拉夫族特有的形式，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克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人那里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2页。）（顺便说一下，马克思这段话应当是我们理解他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地位的一把钥匙。）
    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是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一种劳动的原始形式，西欧后来的形式就是从这种原始形式中发展而来的。俄国和整个亚细亚社会如果没有因为世界性的交往而被发达国家的影响所打乱，那么它们的自然的发展前景就是进入前资本主义的形式。这种前资本主义形式以前认为是奴隶社会形式，现在学界有人认为封建社会形式更有一般意义，而奴隶社会形式则是西欧后来发展的特例。（注：参见朱晞《为马克思辩护》，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我认为此说能够成立。因为奴隶社会本质上是人的野蛮性的返祖现象，它是不可能从经济和劳动的内在发展逻辑中推断出来的。从内在逻辑上推论，原始劳动直接的社会化形式发展最自然的形式就是它的分化，即劳动的社会性和劳动的个性从原始的统一性中分裂，劳动的个性或特殊性通过交换的中间环节实现它的社会化。变换成为后来发展的资本主义的萌芽，而劳动实现社会性和个性或特殊性相分离后的分化劳动形式之后，劳动的特殊性便成为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封建社会的劳动形式。至于奴隶制，正如恩格斯所认为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0页。）实际上在私有制社会，始终伴随着奴隶现象。是否形成奴隶社会仅仅在于这种现象是否大到形成一种社会形态的规模。在整个私有制过程中，西欧在原始社会之后出现过奴隶制，美洲却在资本主义开始时出现了奴隶制，而东方尽管没有形成可以构成社会形态的奴隶制，但却长期存在着奴隶现象。这些极不合逻辑的历史现象只能说明，奴隶社会的逻辑是尚未全面生成的人性向动物性和兽性的返祖的结果。因此整个所谓的文明史是人性尚未在历史中生成，甚至是人性严重分化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拥有社会物质力量的人，随时都可以用对待奴隶的方式对待可以由他们支配的劳动者来创造供他们生活和享受的条件。
    所以，俄国农村公社的第一个前途就是发展成为前资本主义的形式。但是，这种前资本主义的形式是否是东方式的长期的、超稳定的封建体制形式，还是不断变化的西欧体制形式--从奴隶制开始，并在适当时候重新恢复奴隶制的形式，并借助奴隶制所创造的财富而迅速发展的形式，这完全要看俄国社会内部发展的具体情况。
    第二种前途：资本主义的形式。
    然而，历史的事实是：俄国农村公社在资本主义创造出的世界历史环境中，产生了一种不同于西欧自然进程的历史发展形式，它跨越前资本主义的所有进程而直接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指出：“资产阶段，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第276页。）这是世界进入资本主义之后的一个规律，即各民族从此失去了自身独立和自然的发展过程，而被资本主义纳入世界体系中。由于自身的民族素质和力量的增长，再加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变化带来的影响，各民族可以改变自身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甚至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世界体系的性质，但历史从此以世界历史的方式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第三种前途：共产主义的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还认为：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除了前资本主义形式和资本主义形式之外，历史还给予了它的第三种前途，即共产主义形式。这一形式也是历史给予亚细亚社会两种历史大跨越形式的第二种形式。俄罗斯“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3卷，第769页。）一旦实现共产主义形式的前途，那么，俄国便实现了历史给予亚细亚社会的两种历史大跨越的第二种形式。这将是更大跨度的历史性跨越，即既实现了对前资本主义发展形式的跨越，也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发展形式的跨越。这第三种前途正是我们要进一步详加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