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历史难以避免地形成这样的结果，即俄国或者后来的苏联也包括其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在相当长时间内并没有真正认清自己的历史任务。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总结的：我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性质和任务并没有真正搞清楚。这种认识上的错误具体表现为，一方面，过多地强调所谓纯粹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难以看到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
    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历史基础，即没有占有资本主义的全部优秀成果而建立的“社会主义”，只能是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历史的教训是，俄国或苏联的社会主义，保留了许多封建主义的东西，并且用这些东西来冒充社会主义以反对资本主义。这种受封建主义严重影响的社会主义有一个重要的特征（这一特征其他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也相当普遍地存在），就是它们只能抽象地认识吸取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它们片面地理解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能够认识到建立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体系的重要性；却总是看不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而发达的资本主义不仅创造了比较发达的“社会物质变换体系”，同时也创造了发达的“人的关系和能力体系”。马克思认为，实现人的发展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2页。）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不仅是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同时还是“形成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资本主义“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2页。）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不仅需要发达的“社会物质变换体系”，而且需要发达的“人的关系和能力体系”。“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历史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6页。）所以，对于俄国或苏联也包括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来说，不仅要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发达的“物质生产条件”，也要吸取发达的“人的交往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更为发达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人的交往形式”。只有这样全面的继承和创造才可能使社会主义的“一切炸毁的尝试”，不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俄国或苏联的社会主义成就是巨大的。但是它的社会物质变换体系建设与人的发展的建设极不平衡，而人的发展的不平衡这一“真空”总是用人的依赖关系来填补，用抽象的国家主义和整体主义来代替现实的人的关系及其发展，实际上是复活并在一定程序上强化了人对国家和整体的人身依附关系。它看不到人的交往关系的发展、人的能力的发展和人的需求的发展都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这种不足和不平衡，实际上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有普遍性。例如，在否定对人的需要的发展和满足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也经历过极端的形式。在“左”倾指导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年代里，我们一方面有人造地球卫星的上天和原子弹、氢弹的爆炸，另一方面，我们却不仅没有创造出发达的人的需要能力和需要满足的条件，甚至把那些资本主义创造的满足和发展人的需要的那些历史性成果，斥之为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而加以排斥。其结果就是把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扭曲为没有个性空间和个性发展的“虚幻的集体”（马克思语）。没有人的发展而只有物的发展，没有个人的发展只有“社会”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是无法战胜资本主义的。这些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
    俄国或苏联解体的最重要教训之一，同时也应该说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教训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必须重视对全部资本主义优秀成果的占有，不仅要重视对“全面的社会物质变换体系”占有，同时要重视对人的“全面的关系、全面的需求和全面的能力体系”的占有。这样才能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对资本主义优秀成果的“全部占有”，最后，也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实现全面的社会主义的创造和发展。